说到婚姻，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会是爱情，毕竟在很多人眼中婚姻就是爱情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结果。但是，婚姻真的与爱情有关吗？可能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不得不说，其实绝大多数的婚姻与爱情是无关的。为什么这么说？当然是有根据。 婚姻与爱情 某杂志

说到婚姻，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会是爱情，毕竟在很多人眼中婚姻就是爱情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结果。但是，婚姻真的与爱情有关吗？可能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不得不说，其实绝大多数的婚姻与爱情是无关的。为什么这么说？当然是有根据。

婚姻与爱情

某杂志调查中，60.8%的男性和47.9%的女性受访者表示“经历过或渴望婚外恋”，41.4%的男性和46.5%的女性受访者表示“怀疑或曾经怀疑配偶发生婚外恋”。“婚姻本来就不是人性的产物，作为制度，它和人性中的很多东西是相悖的”。著名作家王海鸰如是说。

罗素发现一个奇怪的结论:愈文明的人，似乎愈不能和一个伴侣有永久的幸福。除非主张婚姻不可解除，从而消除了婚姻之外的一切极具诱惑的想象，或者，社会上少有未婚的女子，并且丈夫少有会见体面女子的机会。

在制度与人性的龃龉间，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之间这场著名的对话或许能为在婚姻中寻找幸福的人们以启发:

柏拉图有一天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苏格拉底叫他到麦田走一次，不许回头。

在途中要摘一棵最大最好的麦穗，但只可以摘一次。柏拉图原以为很容易 ，但最后，他垂头丧气地空手而归，原因是:看到了很不错的，却不知是不是最好的，就没有摘，当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又发觉总不及之前见到的好。原来麦田里最大最好的麦穗，早就错过了。于是，什么也摘不到。苏格拉底告诉他:这就是爱情。

之后又有一天，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婚姻？苏格拉底叫他到树林走一次，不许回头，然后，在途中取一棵最好用的树材，而且只可以取一次。柏拉图于是又照着老师的话去做。半天之后，他拖了一棵不算最好也不算太差的树回来。苏格拉底问:“这就是最好的树材吗？” 柏拉图回答:因为只可以取一棵，好不容易看见一棵看似不错的，又发现时间、体力已经快不够用了，而且害怕空手而归，因此也不管是不是最好的，就拿回来了。苏格拉底说:这就是婚姻。

还有一次，柏拉图问苏格拉底:什么是幸福？苏格拉底让他穿越一片田野，去摘一朵最美丽的花，仍然是不能走回头路，而且你只能摘一次。许久之后，柏拉图捧回一朵比较美丽的花，苏格拉底问他:这就是最美丽的花了？柏拉图说:我摘下了它时，认定了它是最美丽的，虽然，之后我又看见了很多很美丽的花，但我依然坚持我摘的这朵是最美的。苏格拉底最后对他说:这就是幸福。

婚姻与爱情

将近60年前，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诞生，规定了一夫一妻制以及婚姻自由；将近30年年前，第一次修改后的《婚姻法》，放宽了离婚条件，并将计划生育写入法律；新千年以后，《婚姻法修正案》规定，同居不再非法，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中国人离婚也再不需要审查期和介绍信。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离婚最自由的国家之一。

自建国前的包办婚姻，到后来的婚恋自由；自改革开放前的严格限制离婚，到现在的离婚充分自由；自单一模式的婚姻选择到多元化的社会宽容下的选择自由，在这60年的时间里，我们对待婚姻的态度发生了最深刻的改变，而我们的婚姻制度也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婚姻从来就不是人性的产物，它必须符合人性，但它也必须抑制人性里最阴暗的一面。

在制度与人性的龃龉间，强调自己责任成为婚姻立法的最后选择。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实现自我的负责。

相信从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对话大家也能看出婚姻与爱情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了吧！那三个例子当真是非常的贴切，爱情往往都是错过的美好，而婚姻则是一种将就的选择，幸福，则是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看了婚姻与爱情的关系，咱们再来看看建国之后的婚姻大革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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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7:婚姻革命

“《婚姻法》是有关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的根本大法之一”，这是毛泽东在建国之初曾经说过的话。1950年5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基本法付诸实施的时候，这句话成了最好的脚注。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初几年里，这部政治色彩颇浓而革命意义极大的《婚姻法》为中国人的婚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与男女平等相比，婚姻自由显然来得更加艰难。在《婚姻法》颁布的最初几年，中国父母们曾对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允许子女自主婚姻的规定普遍感到不满，而在广大农村地区，抱怨“制定《婚姻法》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糊涂了”的老人也绝非少数。于是，包办如故，买卖依旧，“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1953年发布的一份调查甚至显示，当时全国每年因要求离婚而遭虐杀的妇女竟有七、八万人之多。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和政务院于1953年3月在全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贯彻婚姻法运动”。1955年，国务院又批准了《婚姻登记办法》，这意味着男女双方只需到政府登记即可办理结、离婚事宜，这意味着新中国的制度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人的婚姻自由。更多的父母之命于此后宣告作废，当代中国的第一次离婚热潮也随之达到顶峰，很多中国人正是在此时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女人是有权“休夫”的。

婚姻自由使嫁娶何人成了嫁娶者自己决定的问题。于是，婚姻的选择对象成为了下一个问题。

战场上的英雄无疑是姑娘们心中的最佳人选，从《小二黑结婚》中“打鬼子最勇敢”的二黑哥，到朝鲜战场上那些最可爱的人，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女人而言，嫁给军人便等于嫁给了光荣。

同样炙手可热的还有职场上的模范。“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了人一个，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都选他作模范，人人都把他夸。从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就放不下，因此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刘巧儿在大柳树下的这段告白，道出了那个年代不少姑娘的心声。“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我爱他，下地生产，真是有本领；我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化好。回家来，他能给我作先生。”劳动互助和共同进步成了彼时“爱情”二字的隐喻。

只是那时，充满理想主义的中国男女还很少对与“政治进步”或“劳动生产”无关的爱情心生向往，也许是并不富足的日子还难以让人们有如此奢侈的情调。

婚姻与爱情

1958－1976：婚姻即政治

自“反右”运动开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处于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政治成为一切的主题，婚姻如是。

那时的中国人在政治上被划分为三六九等。作为“红五类”的革命干部、军人、工人、贫农和下中农，由于是天生的革命者而普遍受到青睐；被打入“黑五类”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则因其令人畏惧的政治身份而遭遇冷落。

“红五类”之间的通婚是理所当然的，而企盼改变命运的“黑五类”也无一例外地希望能与“红五类”联姻，以便借此获得免于政治迫害的“丹书铁券”。

与政治条件相比，当时人们对财富、职业的要求似乎并不高。也许在那个均贫富已被制度化的时代，经济方面的任何期待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人们连爱情也少有期待。爱人，首先应该是革命同志。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文革”时期写在中国人结婚证上的话。那个年代，婚姻与政治的隶属关系就这样被烙入几代人关于婚姻的记忆。

“血统论”是当时特殊环境造就的特殊理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的“创举”在于将政治身份认定为生物遗传信息，这使得当时的人们不得不用“根正苗红”或“划清界线”的逻辑去考虑婚姻家庭之事。

一位在“文革”中离婚的女教师回忆道，“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他的导师是杜威。1950年，他拿着教育哲学博士的学位回到中国，然后就一直在北京一所大学教书。‘反右’和‘文革’的时候，他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次被打倒。孩子因为父亲的这个情况在学校里备受歧视。入红小兵不要想了，被人打骂也是常事。”

尽管对丈夫仰慕至极且爱重情深，但因为心疼孩子，夫妻两人最终还是决定离婚，希望以此为儿女洗脱骂名。“我们离婚之后，孩子在学校的处境好了许多。我们本打算运动过去了就复婚，没想到离婚一年之后，他含冤而死。”

在那个婚姻即政治的年代，类似的离婚故事还不止于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政治原因外，“文革”十年间，中国人很少再能找到什么说得出口的离婚理由。强烈的道德谴责足以给离婚者带来比不幸婚姻更大的痛苦，而在个人生活被各种评价体系五花大绑的年代，离婚可能导致的还有前途没落。

关于性，“文革”时的中国人仍是绝口不提，然而，禁欲主义的态度却并没有妨碍中国人口的持续增长。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在《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中分析说，中国传统的性观念认为，性“只是为生育的，而不是为快乐的”，所以中国人“可以只生育而保持对性不感兴趣。”

得到广泛认同的“事实”显然如此。

就在“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一股性解放思潮开始在欧美国家蔓延开来。在那里，激进的年轻人正尝试着将性与婚姻彻底分离，并对一夫一妻制的传统家庭模式发起挑战。彼时正在婚龄的中国人不会想到，未来，这股他们绝难理解的风潮竟会被他们的孩子视如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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