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士人中存在着一种普遍推崇明太祖并阐扬明太祖思想的情形，这种推崇和阐扬不仅限于思想界，也流泛于文人群体比如公安三袁中。在当时的阳明学士人群体中则尤为引人注目，泰州学派的罗近溪、杨复所一脉皆在其中，以卫道闻名的耿定向之弟子管东溟也是当时推

晚明士人中存在着一种普遍推崇明太祖并阐扬明太祖思想的情形，这种推崇和阐扬不仅限于思想界，也流泛于文人群体比如公安三袁中。在当时的阳明学士人群体中则尤为引人注目，泰州学派的罗近溪、杨复所一脉皆在其中，以卫道闻名的耿定向之弟子管东溟也是当时推崇明太祖的急先锋，这一思想现象可以命名为“明太祖情结”。这一现象不但对于理解阳明学的衰落至关重要，而且也内涵了晚明阳明学与明代政治的隐秘关联，是理解儒学对于政治秩序与道德权威关系的看法的极佳窗口。对这一现象的探讨至今尚少，就笔者寡识，仅吴震教授所著《泰州学派研究》一书提及，余英时先生《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一书亦未涉及。本文以晚明王门中颇富影响的杨复所和管东溟为主要分析对象，旁及复所之师罗近溪、王龙溪之弟子周海门，以及罗杨师徒的共同好友、同时也是晚明四大高僧之首云栖祩宏的弟子虞淳熙。[1]杨复所和管东溟是阳明学发展至末期的思想界巨子，以其为分析的中心对象，最能显现阳明学士人“明太祖情结”的极致。希冀本文的探索可以为研究阳明学的政治维度、思考儒家与政治的深层关联提供助益。下文分别从三教并行、孝弟与礼法、心学与道统三方面揭示这一现象的内在思想意涵，最后反观晚明阳明学与政治之关联，并从权威与秩序关系的政治哲学角度予以分析。GXq

明太祖朱元璋GXq

一、三教并行GXq

明代的三教关系论，有其背景渊源，从思想文化的背景上说，实则承接了宋、金、元三朝之遗产。从社会现实背景来说，明太祖的三教合一思想或者政策（imperial syncretism），与元明易代之际的历史背景和其开国谋臣的思想有着莫大关系。元代是多民族的一个朝代，多种信仰并存，故而兼容并包、并行不悖便是必然的统治选择。而朱元璋身边的名臣，如宋濂、王禕、刘基都是兼通三教的人物。如王禕曾为李纯甫的《明道集说》作序。明太祖朱元璋在为《道德经》和《心经》作注时，当时的翰林学士沈士荣（生卒不详）即在旁为皇帝做助手。而沈士荣为《续原教论》的作者，此书中即有一篇《三教论》，批评韩愈之辟佛。而且，明太祖之建造有佛教意味的“观心亭”，也与沈有关，因为《续原教论》中有一篇名为《观心解》。晚明主张三教融汇的管志道即作有《续原教论辨》，并认为明太祖之“天下无异道，圣人无二心”“斯言若有不满朱子之辟二氏也者。”[2]而明太祖作《拔儒僧入仕论》且以此为国策，则是受了宋濂之影响，在太祖定此国策之前，宋濂曾任用有丰富儒学知识的僧人为政。[3]GXq

被誉为汉代以降得统最正者的明太祖朱元璋，正是结合立基于当时的背景，而形成了自己的三教观。就明代三教之发展影响最大者，堪称是树立了典范之文本，即当首推明太祖所作《三教论》，其中言“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以此为三教并立提供依据。在这篇在明代影响甚深的文字中，明太祖仍然沿循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策略，认为佛道二教可以阴翊王化，暗助王纲。他并不认为佛道二教与儒家相违背，而是认为三者是互补的。概括明太祖的三教政策，从对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发展之影响来说，其要点有四：GXq

一、三教一道。教虽三分，其道则一。GXq

二、三教同发自本心，一心可以涵括三教。GXq

三、佛道二教可以阴翊王化，故佛道二教是经世、出世合一的。换言之，既然天下无二道，那么真正的道就是世出世法合一之道，儒家也当是可以了生死、证觉悟之教。GXq

四、在三教关系中，虽然说三教同道，但归结言之，太祖是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此自观其所注《道德经》及《心经序》即可知。GXq

这就形成了为阳明后学所认同标榜的“三教归儒”说。明代后期特别是16世纪在出版界出现了印制太祖文集的高潮，正与此不无关系。[4]在这四点之中，前两点实则在宋元时代就已流行于世，故第三、第四两点方是明太祖三教观之中心。这后两点之中，又当以第三点最为关键。这是因为，杨复所、管志道、周海门等阳明学士人一反上自程朱下至王阳明、王龙溪关于“释氏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的论调，转而主张三教皆是经世出世合一之教。故此点可以说是晚明时期阳明后学三教观出现的新态度。这种态度的背后蕴含了心学与明代专制政治结合的味道。[5]GXq

杨复所即从世法与出世法的角度论述了佛不当辟这个问题：GXq

夫儒之学以经世也，而苟不能知出世法则亦不足以经世，古之真儒必明于出世之法。吾儒出世之法何也？‘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是也。……故圣人于物也无畔，援有天下而不与也。佛之学吾不知其详也，然考西方之典……然则出世者，佛学之名也，尽其所以出世之实，恰与经世法类焉。经世者，亦儒学之名也，尽其所以经世之实，亦恰与出世法通矣。天地间宁有二道乎哉？[6]GXq

在他看来，不论是儒教，还是佛教，都是既经世又出世的，是世法与出世法的统一。不可执儒佛之名而不究其实。他认为佛教的“明心”之说，正是治天下国家的关键。他说：GXq

儒者类以了生死观佛，而诋其不可以治天下国家。夫心明而不可以治天下国家，是目明而不可以视，耳明而不可以听，岂事之理哉。愚谓佛学经世之极者也，而不与世为偶。[7]GXq

佛教不与世为偶，是指与俗儒之学不同。俗儒之学是“有为之法，有漏之因”。而真正的圣人之学，包括佛学与孔孟之学，则超越了“有为之法”，是世法与出世法的统一。他赞赏佛教“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与吾孟氏‘道性善’、‘称尧舜’同功”；佛教见性成佛之说，是“使人自知自胜，自兢业自笃恭”，对于修身、治世都有着说不尽的益处。这正与孟子所说“行有不得于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的说法同理，二者皆可由是而造孔圣“见过自讼”之域。[8]这便是杨复所所说的佛教的治世之功。GXq

在专门注释明太祖著述的专书《训行录》中，杨复所注解《三教论》，认为儒学是“阳德”，佛道是“阴德”，正如“天道至大者，在阴阳二气不可阙一，故曰皆天德也”。[9]这正是发挥明太祖所言“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之意。他最后总结说：“（三教）济给之理岂不一乎？世人皆愚，恒赖三教以化之。一有智者，必为三教摄受，为将来教主。自三教立而生人之命脉有所系矣，然非我高皇聪明之大，安能洞见其然而处之各得其宜哉。皇极之敷言曰：‘无偏无诐，无作好，无作恶’。上下万亿年，求其尽之者，高皇而已。”[10]这段话极言明太祖使三教并立、各得其宜之功。推阐其意，孔子、释迦、老子各为儒、释、道三教之创立者，是三教分立时的教主，而明太祖则是合三教、“摄受三教”的教主。GXq

与杨复所类似，管志道也通过追溯三教并立之历史以证明太祖汇合三教之功绩：“开辟后既有人伦，未有文字，此山一开于羲皇之斧，而八卦立。立象后，既有文字，未有删述，此山再开鬻宣尼之斧，而六经垂。六经既垂，二氏之章亦烂，出奴入主，未有折衷，此山谁开，此斧谁握？则我太祖高皇帝其人已，其经纶三教大旨，略见于《御制文集》中，主则不主二氏，而主孔子；奴则不奴二氏而两宾之。妙哉！圆其宗而不圆其矩，鼎其教而不鼎其心，真是独握分阴割阳之斧，重开世出世间之山而御天立极者，自是道术之荆榛尽辟，而羲文周孔不得专美于前矣。”[11]此段之意可概括为：（1）佛道二教并不在道术之外，而就在道术之中，是自天地开辟、伏羲画卦以来之大道发展的必然结果。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三教一道，三教一心，心同道同；（2）以儒为主，以佛道为宾。因此，不可以出主入奴之态度对待佛道二教，而应平心而论，客观看待。所谓宾，即与主为和平共处关系，而非对立争斗关系。此主宾共处之关系，即是三教鼎立；（3）合前两点即成为“圆其宗而不圆其矩，鼎其教而不鼎其心”，而正是明太祖将此点揭出，故足堪媲美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圣。GXq

二、孝弟与礼法GXq

从孝弟与礼法的角度以证明太祖之神圣，亦与明太祖的三教鼎立政策有关。前文已经说明，太祖以儒为主，强调三教共同治世之用，自然要突出人伦礼法之重要性。杨复所与管东溟论述三教皆是经世出世合一之教，其要点亦在于此。而这一点也正是与前人的不同之处，是明代三教融汇说之创获处。GXq

复所在论证三教一道时，其一大论据便是从孝弟出发，阐发“三教皆为爱身之教”。他在《三经序》（三经指《道德经》、《孝经》、《圆觉经》）一文中，他对此做了详细的申述：就儒家而言，“孔子言孝，自不敢毁伤始，而推极于不敢恶、不敢慢、不敢遗小国之臣、不敢侮鳏寡、不敢失于臣妾妻子。”这段话正是出自《孝经》，《孝经》之所以言不敢恶慢他人，是因为“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孔子讲“仁者爱人”，正是这个道理，“爱其身必自爱人始”。但儒家之说容易导致过分看重身体发肤的缺陷，即“其视体肤重矣”。杨复所说，道家恰可克服这一点。《道德经》说：“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这是说，“无私也，故能成其私。不自生也，故能生”，这才是真正的“不敢毁伤”。但他又批评老子说的“吾之身见在也，而安能外之，而安能无知之”，不能解决为何“外身”和“后身”的原因[12]。而佛教的缘起说正能去道家之弊。佛教认为世界是由水土火风四大中外和合而成，人亦如此，故身是妄身，心亦是幻。若人能舍妄归真，离幻即觉，了知身为假合，心为妄缘，那么，就不会产生是非无明之见与善恶爱憎之情，“夫既无憎爱，即能平等行慈，不受死”，能够平等地对待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不受死亡之苦。杨复所认为，这才是“不敢毁伤之至也”[13]。他又总结说，三教各有不同的爱身之说，就犹如皆要操舟以渡河，只是操舟的方法不同而已。“人诚能离幻，即能外身，人诚外身，即能爱人”，离幻是佛教爱身之说，外身是道教爱身之说，而爱人则是儒家爱身之说。总言之，三教相互为用，“皆以善爱其身为教”，其“爱身一而已矣”[14]。以孝弟出发论证三教一道，使得这篇《三经序》有着呼应明太祖《三教论》的浓厚味道。G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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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及孝弟，自然要涉及明太祖的《教民榜文》中的“圣谕六言”：“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有明一代，太祖之“圣谕六言”一般都是乡约制度的必备一环，故在士人阶层中，这是体现太祖文治武功的具有标志性的内容。罗近溪作有《六谕翼》，近溪之师颜钧则著有阐发明太祖“圣谕六言”的《箴言六章》。杨复所在其最重要的著作《证学编》、《巡行录》中都在开首先附列近溪之《六谕翼》，足见他对近溪孝弟慈之学的认肯和对太祖圣谕的推崇。其中的一段文字最能表达罗、杨师徒的心意：GXq

高皇圣谕数语，直接尧舜之统，而兼总孔孟之学者也。……高皇天纵神圣，德统君师，只孝弟数语把天人精髓尽数捧在目前，学问枢机顷刻转回掌上，以我所知，知民所知，天下共成一大知也。以我所能，能民所能，天下共成一大能也。知能尽出天然……太祖高皇帝独以孝弟慈望之人人，而谓天地命脉全在乎此者，则真千载而一见者也。[15]GXq

这段话对明太祖的推崇无以附加，且热情洋溢，非可以阿谀奉承之辞视之。之所以如此，显然与罗近溪之“以孝弟慈为宗”的思想主张有关。此处所言“知能尽处天然”，即是指孟子所说的“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长无不知敬其兄”的孝弟，也即良知良能。所谓“天下共成一大知、一大能”，即是近溪所说的以孝弟慈而“联属天下为一身”的“明明德于天下”。[16]GXq

与罗、杨师徒之侧重从孝弟角度阐发明太祖之学不同，另有一些学者则从礼法的角度做了论述。管东溟的“圆宗方矩”说正是其一，这一主张正是直接受启自明太祖的三教鼎立主张。他说：“圣祖之经纶大经，……理则融三为一，不与其相非。教则鼎一为三，不与其相滥，而主宾自有在焉。大意见于《御制三教、宦释》二论中。”[17]此处的“理融教分”，正是“圆宗方矩”，故其又言：“圣祖总理三教，方其矩而圆其规，真百王中之杰出者也。”[18]所谓教不可相滥，正是要保存儒家之礼仪伦常，使其不为佛教、道教遗弃人伦、隐遁山林的思想所侵夺。且值得注意的是，管志道的圆宗方矩、理一教三说，正与他对礼的推崇一致。礼为儒家之教，既然教不可混，则所谓礼教、所谓三纲五常就必须绝对地予以维持。他说：“圣人之学智欲崇而礼欲卑。凡禅门所诠三袛劫中行菩提道，皆礼卑中事。凡禅门所诠三祗劫中行菩提道，皆礼卑中事，而不可纤毫漏也。”[19]此言正是明太祖以佛道阴助王纲之意。可见，管志道的三教融合主张正蕴含了他维护礼仪纲常的思想。论者多以晚明阳明学士人主张三教融汇便是荡灭礼法，其谬之甚于此可见。否则，管志道批评当时士人“以狂儒藐时王”[20]的说法便无法理解。GXq

周海门则曾在与弟子讲学中，从刑律的角度做推演，表露其对于《大明律》的推崇，《文录》记载：GXq

偶论律法次，先生曰：《大明律》亦不可不看，中间轻重出入，俱从天则自然所定，稍减稍增，便不惬快，圣帝明王之心如此，匹夫匹妇之心亦如此，执法人之心如此，犯法人之心亦如此，是一部《春秋》，亦是一部《易经》，即《书》《礼》《乐》都在里许。众惕然曰：是。[21]GXq

在他看来，洪武时期制定的《大明律》竟然是“天则自然所定”，请注意，此言正是王阳明所说“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之意，也即是说，《大明律》中所条列的律法皆出于本心自然、本心之天理。而在心学看来，六经皆是“吾心之记籍”，故而《大明律》也就有着与六经同等的地位，由此即可推论说，六经皆在《大明律》中。[22]GXq

另外，莲池大师云栖祩宏的弟子虞淳熙（1553-1621），也是罗近溪、杨复所的好友，他在羽翼《孝经》的《斋戒之目》中专列《五刑章之目》一篇，以与《孝经·五刑章》对应，但饶有兴味的是，此篇的基本内容正是采自明太祖所制《圣谕六言》和《大诰》，后者正是明代的刑律，《大明律》与之内容多有相近。[23]这种以律法之书《大诰》注解《孝经》的做法，亦正是要塑造《大诰》的经典地位。而经典是为政治国之依据，故将明太祖的《圣谕六言》、《大明律》、《大诰》等塑造为具有经典性质的典籍，不仅是对于明太祖文治武功的高度认可，同时也就意味着将“时王”之一代法典视为具有永恒之道的意味，明太祖本人也就自然成为道统的传承者。GX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