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头铡是包青天中包拯专门用来处死犯人的，除了狗头铡之外，还有龙头铡和虎头铡，每柄铡刀对应的犯人是不一样的，在古代，这三柄铡刀也是包拯的地位的象征，据说这三柄铡刀是包拯专用的，在后世或者前朝都是没有的，那么这三柄铡刀有什么独特的作用吗? 狗头

　　狗头铡是包青天中包拯专门用来处死犯人的，除了狗头铡之外，还有龙头铡和虎头铡，每柄铡刀对应的犯人是不一样的，在古代，这三柄铡刀也是包拯的地位的象征，据说这三柄铡刀是包拯专用的，在后世或者前朝都是没有的，那么这三柄铡刀有什么独特的作用吗?

　　狗头铡都是斩什么样的人?

　　古代杀人不用铡刀的，但是民间传说开封府是用这几种铡刀，这是小说家言了。

　　龙头铡”与“虎头铡”、“狗头铡”在民间传说中并称包青天三铡，据说是由宋朝包拯独创的行刑刑具，而且这三种行刑用具都拥有御赐的“先斩后奏”的“尚方特权”。

　　这三种刑具分别应用于不同权力等级以及民间市井的犯罪人物，同时也折射出了“享受”这三种刑具的人物的身分地位象征。龙头铡的意义象征着“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律前平等”思想，尽管古代并无“天子倒在龙头铡下”的故事，但“律前平等”的“法律至上”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龙头铡的另一层意义在于惩治皇亲国戚中的违法犯罪者，其意义也是非同小可的。

　　虎头铡的意义在于“刑上大夫”并惩治各个层级的贪官污吏。

　　狗头铡的意义在于惩治横行民间市井的犯罪分子。

　　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开封府特制刑具的称呼。但是，一般人却不知，三口铡刀的真正出处是自上古时期的龙牙、虎翼、犬神“三大邪刀”传承而来。

　　古人认为，剑刀为古之圣品，至尊至贵，人神咸崇。短兵之祖、近搏之器，以道艺精深，遂入玄传奇。剑与刀创始自轩辕黄帝时代。据汉代司马迁《史记·黄帝本纪》记载：“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又据战国时期《管子·地数篇》记载：“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从以上两项记载可知，铸制剑刀产生于上古的黄帝、蚩尤时期。

　　这说明，剑与刀的历史极为久远。所以，后人称剑与刀为“短兵之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开封为华夏文化发源的核心地区，是上古时期剑刀最早产生的地方，自古就有“轩辕黄金剑”、“大梁剑”和“鸣鸿刀”、“苗刀”、“龙牙刀”、“虎翼刀”、“犬神刀”的人文历史流传。下面主要介绍上古时期的龙牙、虎翼、犬神“三大邪刀”传承到宋代以后的情况。

　　古代真的有铡刀这种刑法吗?

　　相传宋仁宗年间，陈州大旱，皇帝派四国舅到陈州放粮。四国舅见利忘义在发放的粮食里掺了石沙，坑害百姓。包拯知道此事后就上书朝廷。皇帝派包拯前往陈州调查四国舅放粮一案，圣上加封包公为龙图阁大学士，仍兼开封府事务，前往陈州稽察放赈之事，并统理民情。包公并不谢恩，跪奏道：“臣无权柄，不能服众，难以奉诏。”圣上道：“再赏卿御札三道，谁敢不服? ”包公谢恩，领旨出朝。

　　还有一说 ：那三口铡刀是老百姓自己出钱做的，摆在开封府前面，用以纪念包拯的奉公执法。历史上包青天三铡刀事实上是并不存在的，多为后世武侠小说杜撰。

　　刑法，是伴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阶级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用以维护和巩固阶级统治的工具。我国刑法源远流长，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先秦典籍中不乏记载。《易、噬嗑》：“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电比喻明察事理，雷比喻刑罚威严，噬嗑比喻用狱。前代君王因此有所领悟而申明刑罚，整理法令。《周礼、天官、大宰》：“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书、吕刑》：“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

　　古时君王对刑法之重视可见一斑。对刑法的作用，汉桓宽《盐铁论、诏圣》云：“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史记、孝文本纪》云：“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对知法用法，典籍中亦有论说，《荀子、不苟》云：“知则明通而类，愚则端悫而法。”唐刘禹锡《天论上》云：“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

　　我国刑法成文法典源于夏朝的“禹刑”，以后各代均有刑律。据甲骨文记载，商代不但有了刑法，而且有了司法结构，设置了监狱，使用了刑具，并有了专门的司法人员。《书、泰誓》：“罪人以族。”即一人有罪，刑及其家族。《史记、殷本纪》：“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即炮烙之刑。足见商代刑罚之残酷。周朝制定了“九刑”。《左传、昭公六年》：“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杜预注：“周之衰，亦为刑书，谓之《九刑》。”春秋时期，郑晋等国把刑法条文铸刻在鼎上，称之为“铸刑书”。《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杜预注：“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后来邓析又用竹简造刑法书，称为“竹刑”。《左传、定公九年》：“郑驷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杜预注：“邓析，郑大夫。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言竹刑。”

　　战国时期，成文法典进一步增多。魏相李悝集各国法典之大成，制定了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等篇章的《法经》六篇。商鞅在秦变法时，在《法经》的基础上制定了《秦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秦律》补充修订，刑法内容相当丰富，刑罚相当残酷，颁行全国。汉承秦制，成文法典洋洋大观，总称《汉律》。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序》：“汉萧何作《九章律》，益以叔孙通《傍章》十八篇及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是为《汉律》。”晋、北齐、北周、梁、隋各朝代都有统一法典，虽原文佚亡，但篇目有史籍为证，斑斑可考。

　　自唐迄清，不少法典尚存。唐太宗初期，对《武德律》增删修订，编成《贞观律》，高宗永徽二年又有《永徽律》十二篇，后补充完善编成《唐律》，是封建社会一部较为完备的的封建法典。宋代法律甚多，名称各异，现存宋《刑统》三十卷，以《唐律疏议》为体例，结合实施的格、敕法令分类编成，犹刑事法规的汇编兼训释。元代刑法名目更杂，其《典章》以中央机关名称为篇目，是继《唐律》又一部较为完备的法典。明代有《大明律》、《明令》、《问刑条例》等，刑法条文更加明细。清代初期，斟酌《明律》制定《大清律集解附例》，从康熙时起，以后各朝代仿《明会典》先后制定《大清会典》、《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事例》、《光绪会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