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贪官的刑期有一个最大的困惑，那就是为什么有时两名贪官犯了同一种罪，前者的涉案金额远远小于后者，但刑期反而更重？ 安徽省宿州市原副市长李兴民，受贿56.4万元，被判了12年；青海省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孙多康贪污受贿256万余元，获刑13年。同

　　人们对贪官的刑期有一个最大的困惑，那就是—为什么有时两名贪官犯了同一种罪，前者的涉案金额远远小于后者，但刑期反而更重？

　　安徽省宿州市原副市长李兴民，受贿56.4万元，被判了12年；青海省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孙多康贪污受贿256万余元，获刑13年。同是受贿，后者多了近5倍，最终刑期却相差无几。

　　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受贿544.25万元，另有160多万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判处死刑；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受贿702万余元，被法院判决死缓。两者的涉案金额在数字上相差无几，但一个是死刑一个却是死缓。大贪官们受贿额度巨大枪毙不?受贿贪官过千万判多少年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同一个案件，由于不同法官的学识、经验和个人情感，可能会导致判决结果有差别。现实中，对贪官处以死刑的，毕竟是少数。于是，被判生刑的那些贪官的量刑，受到了公众更多的非议。在百姓看来，领导干部的贪污受贿犯罪数额不断打破纪录，而法院最终判决的刑期却不断在降低；原来贪污受贿数百万元就被判死刑，现在许多贪污受贿数千万元甚至过亿元的，却往往只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

　　虽然法律对定罪的规定很严格，但在量刑上的弹性给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虽然法律规定贪污罪的起刑点是5000元，但各地在实际操作中的情况各有不同。比如在沿海一些发达地区，江浙一般是七八万元的起刑点，而在广东要达到10多万元。

　　按刑法规定，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死刑。这客观上造成了在10万到500万之间，量刑幅度差距很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钱锋说过，现在处理的受贿案件，10万以下1万1年，10万以上伸缩性就大了，“只要你到了10万，绝不会判你9年，但10万以后的，差不多每100万增加1年或半年”。

　　从一些法院的统计情况看，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判决，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占到60%至70%左右。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苗有水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并不讳言：“近几年职务犯罪判得比较轻，老百姓有意见。”法律界人士认为，在反腐形势严峻的中国，缓刑被贪官“过分享用”，反映出法网疏漏之虞，让其成为贪官们的“特权”。

　　立功和翻供

　　近几年来，贪污受贿的数额不断被刷新，但不少涉案数额特别巨大的贪官，往往给人从轻发落的印象。其间“秘诀”，得益于他们的一系列立功表现。

　　司法界对自首的鉴定大有玄机。犯罪嫌疑人真正主动到司法机关投案自首的是极少数，大多数是被动归案的，但若在“两规”期间供述罪行的，往往也被认定为自首。

　　“最让人诟病的是，这些自首立功细节，外界至今无从得知‘立功者’到底是检举了哪起犯罪。”四川省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韩旭教授说，“如果贪官要通过假立功达到减轻处罚的目的，需要许多人密切配合，司法机关把握不好就会出现串通立功、虚假立功等情形，严重误导审判结果。”

　　重庆酉阳县民爆公司原经理罗龙芝因“立功”，在二审时刑期减少了1年半，不久后却被发现，这一所谓“立功”，竟是由法官、民警和律师“一条龙”联手炮制的。陕西靖边县林业局原局长高玉川涉嫌贪污，县公安局为其提供了“重大立功表现”证明，高玉川因此免予刑事处罚。后查明这些材料均属虚假，涉案的15名执法干部被给予了处分。

　　据多名司法界人士透露，一个落马贪官的立功行为，很可能就是揭发其他官员的贪腐，这也是司法部门鼓励贪官立功的原因，所以越是重罪的贪官对立功越积极。但对立功表现的认定，一些地方只是办案部门出具证明材料，加盖主管机关印章后就得到认可，法官甚至不过问立功线索的来源渠道。

　　有立功就有反抗，翻供就是贪官的一种激烈反抗，比如前不久，原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就在法庭上翻供。贪官们翻供理由最多的，就是说自己被刑讯逼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花样百出的理由，比如原北京市地税局局长王纪平，说自己是身体有病，吃药吃多了乱说的；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成克杰，说自己当初认罪是源于向中央做深刻检查，是拔高自己，从法律上来说他没罪。

　　湖南长沙一名刑辩律师则告诉记者，从贪官自身来看，有的翻供是先前为其他同案被告人包揽罪行，后来又后悔；有少数贪官是刚开始抱有一线希望，全力配合，但随着对看守所环境的适应和对案情的了解，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要比想象严重得多，于是在庭上“倒打一耙”；更有的是为逃避刑罚、推卸责任，甚至多次反复改变原来所作的供述。

　　一旦在法庭上翻供，他们之前的自首、立功情节将不成立，而这将间接加重其刑期，所以现阶段职务犯罪的翻供比例并不高。

　　赃款犹可追

　　退赃是法律规定的可酌定从轻判决的必要条件，一般会在判决书中有所体现和写明。

　　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对拒不退赃者在定罪量刑上应当如何适用法律、能否加重处罚，无意中纵容了不退赃行为的蔓延。业内人士举了个例子，要是一名贪官隐匿了上千万元的赃款，待其刑满之日，此笔钱便可心安理得地享用了，而光是靠正常工资，估计10年也赚不到这笔钱。

　　检察院内部向来把追缴赃款看作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动作”，因为贪官拒绝说出赃款去向。有的贪官是冥顽不灵；有的则说自己的钱都花了，赌博了，做生意了，做慈善了；甚至还有说和别人做买卖被骗了。

　　除了少数贪官会把赃款悄悄存在地板下任其发霉，大多都通过“洗钱”来让其披上合法外衣。有的是让亲属经商办企业，甚至将赃款转移境外，自己做裸官，一不对劲，马上外逃。

　　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挪用银行资金4.82亿美元逃往美国；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逃往美国，卷走2.5亿元。贪官的携款外逃，让赃款追回的难度升级。

　　 一些"犯事小、刑期短"的贪官，更怀着"牺牲我一人、幸福几代人"的心理，对能否立功，看得较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