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国军陆海空军的阶级，军士官分别在其官阶前冠以其所属军种，陆军及海军校、尉官在军种后需再加官科，例如：陆军一级上将、海军财务上校、空军中尉、陆军装甲兵上士等。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陆续取消了准尉、特级上将及增加士官长等级，其余基

中华民国国军陆海空军的阶级，军士官分别在其官阶前冠以其所属军种，陆军及海军校、尉官在军种后需再加官科，例如：陆军一级上将、海军财务上校、空军中尉、陆军装甲兵上士等。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陆续取消了准尉、特级上将及增加士官长等级，其余基本沿用1949年之前的制度。

中华民国国军军阶制度源起于清末的新军。袁世凯肇建北洋六镇时即参照八旗的等级次序、并模仿普鲁士军制，建立新军军阶制度，此即中国近代军阶制度之滥觞：

军官分三等九级：都统、参领、军校三等，各官等又分正、副、协三级（额外军官不列官等）。

军士（即今“士官”）分为上士、中士、下士三等，士兵分为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军佐（即今后勤军官，或称“业科”）以专业区分，各专业设立的等级不同，如军需、军医等专业设副都统以下三等八级，司书生、司号官设副军校以下一等二级。

海军军阶冠以“海军”字样，军官分为三等九级，与陆军相同。

一号人物：蒋介石（1887年出生），国民政府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北伐和抗日的领导者，为特级上将。（大王）

二号人物：李宗仁（1891年出生），桂系军阀首领，号称国军二号人物，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为一级上将。（小王）

三号人物：冯玉祥（1882年出生），西北军阀首领，著名的倒戈将军，最早加入国民党的北洋军阀，为一级上将。（黑桃A）

四号人物：阎锡山（1883年出生），阎锡山早在武昌起义时已经是晋绥军首领，在此时地位非常高，为一级上将。（红桃A）

五号人物：张学良（1901年出生），东北军阀首领，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易帜的军阀，为一级上将。（梅花A）

六号人物：何应钦（1890年出生） ，中央军二号人物，蒋介石的大管家，在黄埔系中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为一级上将。（方块A）

七号人物：唐生智（1889年出生），新湘系军阀首领，为一级上将。（黑桃K）

八号人物：陈济棠（1890年出生），粤系军阀首领，为一级上将。（红桃K）

九号人物：朱培德（1888年出生），在抗战初期因病早世，为一级上将。 （梅花K）

十号人物：陈绍宽（1890年出生），抗战期间，担任海军总司令，为一级上将。（方块K）

十一号人物：程潜（1882年出生），老湘系军阀首领 ，为一级上将。（黑桃Q）

十二号人物：白崇禧（1893年出生），桂系军阀二号人物，抗战胜利后升任为一级上将。（红桃Q）

十三号人物：刘湘（1888年出生） ，四川军阀首领，在抗日不久就去世了。（梅花Q）

十四号人物：龙云（1884年出生），滇系军阀首领，在北伐期间易帜。（方块Q）

十五号人物：刘文辉（1895年出生），四川军阀二号人物，在川军中其地位仅次于刘湘。（黑桃J）

十六号人物：陈调元（1886年出生），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红桃J）

十七号人物：陈诚（1898年出生），黄埔系重要将领，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他在台湾实行不流血土改被誉为土改之父。（梅花J）

十八号人物：刘镇华（1883年出生），老陕西军阀重要将领。（方块J）

十九号人物：顾祝同（1893年出生），黄埔系重要将领，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黑桃10）

二十号人物：盛世才（1895年出生），新疆军阀首领。（红桃10）

二十一号人物：朱绍良（1891年出生），中央军总司令。（梅花10）

二十二号人物：何成浚（1882年出生），军事委员会执法总监。（方块10）

二十三号人物：何键（1887年出生），新湘系军阀重要将领。（黑桃9）

二十四号人物：韩复渠（1890年出生），山东军阀首领，原冯玉祥部将，后因不抗日导致济南沦陷被蒋介石下令枪决。（红桃9）

二十五号人物：傅作义（1895年出生），晋系军阀将领，阎锡山部将。（梅花9）

二十六号人物：于学忠（1890年出生），东北军阀二号人物，张学良部将。（方块9）

二十七号人物：李烈钧（1882年出生），他曾担任讨袁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中央委员。（黑桃8）

二十八号人物：万福麟（1880年出生），东北军高级将领。（红桃8）

二十九号人物：杨虎城（1893年出生），西北军阀冯玉祥部将，十七路军总指挥，为二级上将。（梅花8）

三十号人物：徐源泉（1886年出生），抗日期间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6集团军总司令。（方块8）

三十一号人物：蒋鼎文（1895年出生），蒋鼎文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抗日期间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黑桃7）

三十二号人物：商震（1888年出生），阎锡山部将，第20集团军总司令，国军二级上将。（红桃7）

三十三号人物：卫立煌（1897年出生），抗日时期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梅花7）

三十四号人物：宋哲元（1885年出生），西北军阀将领，冯玉祥十三太保之一，抗日期间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方块7）

三十五号人物：刘峙（1892年出生），黄埔系重要将领，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抗日时期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黑桃6）

三十六号人物：徐永昌（1887年出生），晋绥军将领，阎锡山部将，抗日时期军事委员会四巨头。（红桃6）

三十七号人物：马鸿逵（1892年出生），西北军阀，冯玉祥部将，抗日期间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7集团军总司令。（梅花6）

三十八号人物：杨爱源（1886年出生），晋绥军将领，阎锡山部将，抗日期间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方块6）

三十九号人物：张治中（1890年出生），黄埔系中央军重要将领，抗日期间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黑桃5 ）

四十号人物：周至柔（1899年出生），国民政府空军一号人物，后任空军总司令。（红桃5）

四十一号人物：余汉谋（1896年出生）， 粤系军阀将领，抗战期间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梅花5）

四十二号人物：张发奎（1896年出生），粤系军阀重要将领。（方块5）

四十三号人物：刘建绪（1890年出生），老湘系军阀将领，抗战期间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黑桃4）

四十四号人物： 潘文华（1886年出生），四川军阀将领，国军二级上将，抗日时期任第三战区第28集团军总司令。（红桃4）

四十五号人物：唐式遵（1883年出生），四川军阀将领，国军二级上将，抗日时期任第三战区第23集团军总司令。（梅花4）

四十六号人物：鹿钟麟（1884年出生），西北军阀将领，冯玉祥部将，抗日期间任第三战区总参谋长。（方块4）

四十七号人物：邓锡侯（1889年出生），四川军阀将领，抗战期间任第22集团军总司令。（黑桃3）

四十八号人物：熊式辉（1893年出生），江西省主席，曾任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中将加上将军衔。（红桃3）

四十九号人物：陈仪（1883年出生），第29集团军总司令。（梅花3）

五十号人物：杨森（1884年出生） ，四川军阀将领，国军二级上将，抗日时期任第五战区第27集团军总司令。（方块3）

五十一号人物：卢汉（1895年出生），滇系军阀将领，龙云部将。（黑桃2）

五十二号人物：李品仙（1890年出生），桂系军阀将领，原唐生智部将，抗日时期第五战区第11集团军总司令。（红桃2）

五十三号人物：薛岳（1896年出生），蒋介石中央军将领，抗日中贡献最大的将领，抗日时期第三战区第19集团军总司令。（梅花2）

五十四号人物：廖磊（1891年出生），桂系军阀李宗仁部将，抗日初期担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在抗日不久就去世了。（方块2）

摘自：

“特务”是个舶来词汇，由日本传入，一开始它是中性词，无褒贬之分。最初，这个词只是“特殊任务”的意思，如上世纪中国军队中担任警戒护卫任务的精锐部队通常成为“特务连”、“特务团”。“红色娘子军”的正式番号，便是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2师女子军特务连。

但在长期的国共斗争史中，特务逐渐演变成了反角，他们擅长阴谋诡计，暗杀投毒无所不能，对共产党、民主进步人士凶残狠毒。

托民国谍战题材影视剧长盛不衰的福，“军统”、“中统”两个特务机构已是尽人皆知。屏幕上的故事足够热闹，也足够虚幻，但大都只将特务最“无法无天”的一面无限放大，却永远不会告诉你前因后果、个中现实。

最初的国民党“特务”就是一群帮会流氓。

在国民党北伐乃至定鼎南京初期，“特务”还没有实体，秘密活动要依靠帮会组织。只要对上暗语、切口，便能在人员分布上至军政大员、下及贩夫走卒的帮会体系中打开一扇大门，刺探幕后的真相，动员隐蔽的力量。

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便是运用帮会的著名案例。当时，上海方面由中共控制的工会力量强大，并拥有武装工人纠察队数千之众，自然不肯引颈待戮。国共双方在城中交火，又难免玉石俱焚。

蒋介石的策略是避开正面对抗，由其特务处长、青帮“悟”字辈弟子杨虎，联络沪上青帮大佬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为其效劳。4月12日当天，三人派出麾下小弟伪装成工会会员，戴着工字袖标成群结伙地冲击工人纠察队驻地，肆无忌惮打砸抢烧、开枪伤人。接着军队便以调解为名，将双方全部缴械，并将事件宣布为工人械斗。事前一天，更是由杜月笙亲自下贴，以碰面商谈要事的名义，将工人纠察队领导汪寿华请到家中，乱拳打昏之后塞进麻袋活埋，造成工人纠察队群龙无首、束手就擒。

此时，实体的“特务”工作都要由帮会代劳，名词上的“特务”更谈不上褒贬。“四·一二”后，中共紧急成立的决策机构叫做“上海特务委员会”——共产党也有特务。

军统和中统都是苏联人的学生。

日本军队的情报机构以“特务机关”为官方称呼，在侵华的背景下，“特务”自然而然迅速贬义化。在此背景下，国共两党的情报机构也改以“隐蔽战线”、“地下工作者”自诩，将“特务”变成了称呼对方的专有名词。

其实，国共两党的情报机构师出同门，都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学生。苏联为中共培训人员，组建“特科”执行秘密工作；国民党则通过中共叛徒编写教材、担任教员，学习苏联的秘密工作方法。

中统头子徐恩曾承认：“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封闭得很严密，在我担任这个工作最初一年之间，从各方面摸索，始终找不到门径。忽然来了一个机会，使我能从此敲开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大门。”

这个机会就是顾顺章事件。1931年4月24日中午，叛变的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尤崇新，在江汉关轮渡码头附近，指认了一条大鱼——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

后面的故事已经有过很多书籍报刊介绍，此处不再赘述，因中共潜伏特务钱壮飞的情报，调查科在随后的大搜捕中没有抓到一个高级干部。

顾顺章并未因此失去价值，他又通过监狱指认、街头搜捕等方式抓住了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

顾顺章的叛变是国共秘密战争中，国民党第一次大胜，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虚心求教，让顾顺章办训练班，培养国方特务。顾顺章殚精竭虑，利用他在苏联所学以及实际运用中的经验，编写了一系列讲义集结成《特务丛书》，后又写了《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等书，成为了国方秘密战的圣经。他也为国方特务机关培养出了大批特务。

不仅中统，连军统首脑戴笠都将顾顺章借来教授技术、培训学员，并刻意加以笼络。当徐恩曾发现顾顺章有彻底脱离中统加入军统的迹象后，立即找借口将其枪杀。

曾经破获苏联红军情报组织。

与中统相比，同时期的军统更像一伙笨拙的打手，虽然也吸收了一批中共叛徒、破坏了一些中共地下组织，却始终未能取得像样的“成绩”。暗杀史量才、杨杏佛等行动闹得满城风雨，即使在国民党政权内部，得到的也多是负面评价。在中统抓捕顾顺章4年之后，军统终于干了一票大案。

故事与顾顺章事件如出一辙，同样是武汉，只是主角变成了军统：中共地下党员关兆南招供了一批地下党员，其中有一人的身份十分特殊：他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上海站负责人的交通员。

这位上海站负责人化名约瑟夫·华尔登，是立陶宛籍的苏联红军上校，于1933年接替前往日本的著名间谍佐尔格负责上海站业务。在中共的支持下，华尔登将其情报网络扩充100余人，遍布中国各大城市，连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的儿子、天津市市长张学铭（张学良胞弟）的秘书都是其下线情报员。

由于交通员的出卖，华尔登于1935年5月5日在法租界福煦路被军统特务和租界警察逮捕，并被迅速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接受审讯。华尔登展现出极高的情报职业素养，对自己的国籍、姓名、家庭情况及一切与案件相关的情况的询问都报之以沉默，让军统人员无可奈何。沪上报界因此称之为“怪西人”案。

但是，外围交通员的叛变仍然给华尔登的情报系统以毁灭性的打击，他的下线情报员袁殊等人先后叛变，驻上海、北平等处的情报人员纷纷逃回苏联。

此时，国民政府正在进行抗战准备，与苏联的秘密外交也在积极开展。因此，逮捕苏联特工的消息没有被进一步宣扬。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尔登被释放返回苏联。相传，释放华尔登是苏联答应蒋经国回国的条件之一。

军警宪特在各个领域的扩张。

在与中共的斗争中，国民党特务无奈地发现，对他们制约最大的，竟然是国民政府的政治司法体系。中统高级特务张国栋回忆，“特务对于革命人士的逮捕，一般都采取秘密的方式进行，本来是用不着公开审讯的，但有时又不能不由法院进行公开的处理。”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便超过了特务机构的控制，常常使到手的“鸭子”飞了。尤其是一些好不容易抓住把柄逮捕的“有声望有地位的进步人士”，在法庭上被判无罪，因为新闻媒体的关注而不敢再度下手。

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开始各尽所能，向其他领域扩张势力。于是，中统向司法界进行钻营，自我定位为“模仿美国总检察长与联邦调查局的配合”，派出特务进入司法部法官训练所受训，毕业后出任各级法院检察官（根据民国司法体制，检察署设于本级法院内，但独立办理业务），尤其是专门针对进步人士、中共党员的特种刑事法庭检察官。又通过掌握内政部关押被判刑中共人员的机构“反省院”的人事任免权，将这个机构抓在了自己手里。虽然特务还不能染指司法审判，却采取控诉、执行两头堵的方式最大程度确保“工作成果”。

军统则染指警察这一国家暴力工具，以夺取浙江警察学校的控制权为开端，培训干部进入各地公安局担任局长、督察长、侦缉大队长等重要职务，为军统特务在各地的逮捕、暗杀工作提供合法身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立即以军统人员渗透进原属四川军阀刘湘管辖的地方警察系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唐毅主动向戴笠输诚，曾在上海活跃的军统特务沈醉便被调任重庆市公安局侦缉大队大队长。

通过学习苏联经验，国民党特务机关无意中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最有效率的工具，得到蒋介石的分外重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军统以其人员、资源的优势，承担了许多正面作战之外的秘密任务，包括刺杀汪精卫等汉奸首脑、组织“忠义救国军”开展敌后游击战、对日本电讯密码实施破译、防止管制物资走私乃至与美国、英国、苏联开展情报合作。

潜伏与暗杀并不如影视剧中精彩。

潜伏是一件漫长、低效却困难重重的工作。尤其是面对中共严密的党组织，国民党特务更显得无可奈何。在上海、武汉等城市，他们还曾通过派遣特务佯装进步人士，打入中共外围机关，或未被中共发现的叛徒主动联系地下组织的短期方式实施潜伏。中共中央向江西苏区转移之后，这类事情便再无成效。

抗日战争期间，国方特务曾经训练青年以进步学生的名义前往延安，试图建立潜伏组织甚至谍报电台，但多番尝试都是血本无归。军统的“汉中特训班”算是最成功的，学员曾经打入边区部分组织，但在中共保卫机构的严密审查下纷纷曝光被捕。据日后发现的国方档案，仍有部分潜伏特务进入了休眠状态，是否传出过有价值的情报已不得而知。

相比之下，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活动尤其是对汪伪政府官员的制裁，显得更加成功一些。军统在这方面更有得天独厚的的优势，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的时候，就在北平六国饭店刺杀了有投日行为的下野军阀张敬尧。抗战爆发之后，军统河内刺杀汪精卫虽然失败，但此后坚持不懈，先后干掉伪军政部长周凤歧、伪外交部长陈箓、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等人。

除了刺汪之外，大部分暗杀是通过收买汉奸身边的厨师、警卫、仆人来实施。1939年12月，军统掌握了汪伪特务头子喜欢齐聚上海百乐门舞厅跳舞的行动规律，通过收买舞厅侍应生领班、特务头子身边警卫，在一个月之内接连杀掉了汪伪特工总部厅长何天风、处长陈明楚、潘达、钱人龙等人，使汪伪政权人人自危。

中统在这方面的斩获不多，最著名的是一起失败的行动——沪上名媛郑苹如诱杀汪伪特工总部“76号”首脑丁默邨，此事成了张爱玲小说及李安电影《色·戒》的原型。

特务不会消亡，只会慢慢变化。

除了军统、中统之外，国民党政权中还存在宪兵的“特高科”、陈诚的“调查系”等其他特务机构，所谓“军警宪特”就是所有反人民的特务机关总称。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准备由“训政”阶段进入“宪政”阶段，召集国民大会通过宪法、选举总统。这种情况下，规模庞大的特务组织显得不合时宜、尾大不掉。于是，“中统”被改组为“中央党部党员通讯局”，之后又变化为“内政部调查局”，规模更加庞大的军统在戴笠因空难离世后也被肢解，主体变为“国防部保密局”，警察、武装部分各自独立，不再像之前那般联系紧密。

有的时候，脏活也不全是军统、中统所为，1945年的云南昆明“一二·一” 惨案，在西南联大校园内造成4人死亡、29人负伤，背后主其事者是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和代理省主席李宗黄。1946年六七月间，西南联大教授李公朴、闻一多接连遇刺，则是继任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的“杰作”，这件事连军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当时军统首脑毛人凤还以为是中统制造的事端，了解情况之后大骂霍揆彰是“替（蒋）主席帮倒忙”。

关麟征、霍揆彰因此先后丢掉了总司令的位置。但是社会舆论对此类事件并不松口，常抓住被处决的凶手是否被掉包等事件猛追不放。

1947年6月，武汉市军警宪特人员联合搜查武汉大学，搜捕组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的中共地下党员，与学生冲突中开了枪，造成3人死亡。国民政府追究责任，不仅武汉警备司令彭善等一批官员被撤职，被指与开枪直接相关的中统特务胡孝扬甚至畏罪投江自杀。当然，认为胡孝扬是伪造自杀以逃避罪责的说法，也有一定的市场。

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国民党特务进入了另一种角色。多少个寒冷的夜晚，大批民兵和群众举着火把“抓空投特务”成了很多共和国同龄人难以磨灭的回忆。“特务”也最终定格为电影中狡诈、凶残，通常被打上惨白的底光示人的反面角色。

厂卫——大明朝的纪委

朝廷设有特务机关，犹如微博设有“悄悄关注”的功能、单位总少不了包打听和长舌妇，满足的不只是皇上的偷窥欲，还有面对大小臣工时坐拥压倒性信息的优越感。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当过乞丐，混过帮派，遍尝人间冷暖，对小道消息特别敏感，手下文武百官今天谁和谁吃了饭，明天谁吐了谁的槽，恨不得脸贴在墙根底下听得一清二楚。

这也不怪他，权臣功高震主是每个开国皇帝的腹心之患，何况朱元璋这种太子先亡，太孙又是童蒙的情况。不把大臣琢磨得通通透透，朱家天下就可能传不下去。原本是皇帝亲信卫队的锦衣卫逐渐演变为秘密调查机构，也就顺理成章了。

既然消息由密查而来，怎么能交给司法机关处理？掌管“诏狱”的锦衣卫北镇抚司应运而生。皇帝要逮捕谁，不仅可以直接抓，还可以直接审，定了罪名再送法司直接杀。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朱棣篡位登基之后更进一步，以亲信宦官专司缉访，“东厂”因此横空出世。厂卫几乎是游离于大明的司法制度之外的皇帝直辖系统。某种程度上，大明朝的厂卫类似于今天的纪委，把官员逮到诏狱里审问相当于“双规”。

朱元璋废除了沿革两千年的丞相一职，他老人家马上得天下，精力过人，可以在8天之内处理1160件奏章3291件事。但人都是有惰性的，何况龙子龙孙。后来的皇帝甚至连亲自处理政务的精力都没有，批阅奏折、办理诏狱通通交给宦官处理。电影《新龙门客栈》里，东厂太监说出“要圣旨,来人呐,咱们给他写一张”，不完全是戏说。

有明一代的掌权宦官，无不以厂卫为立身之基，用以监视群臣、打击对手。正德年间的宦官刘瑾得到皇帝宠信之后，立即攻讦东厂提督王岳，夺取特务机关的控制权，继而以之为凌虐群臣的法宝。天启年间的“九千岁”魏忠贤更是靠着皇帝的放任与厂卫的特权，将忤逆自己的官员统统列为“东林朋党”，接连制造冤狱予以打击。

朱元璋的政治遗产，虽然让宦官成为特务头子，掌握滔天权势，却保证了皇帝绝对权威。但再蛮横的宦官，性命始终把握在皇帝手中。每个穷凶一时的“大铛”（提督东厂太监），都不免在先帝龙驭上宾之后，成为新皇帝宣示励精图治的祭品。

现代意义的特务机构，对国内外的监视打击从来不分士农工商。但明代的厂卫特务，在朱元璋、朱棣时代还有一些罗织罪名、坑害庶民的记载，到明朝中后期几乎完全成了皇帝制约群臣、宦官与官员斗争的工具。曾经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五人墓碑记》，描述苏州市民发起暴动，围攻锦衣卫缇骑。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厂卫特务要抓捕深得民心的退职官员周顺昌。

在明朝，厂卫只震慑官员，真正被普通百姓视为祸害的，是皇帝派出到各地的税监、盐监、仓监、矿监等宦官。万历年间的矿监更发明了“矿不必穴、税不必商”的敛财之术，只要指定某处有矿，则不管是否开采、有无产出，范围之内无论士农工商都要缴纳矿税，“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口袋之意，指家产）立罄矣”。可见苛政猛于虎之言不假，扰民并非只有特务机关。

最令人唏嘘的是，宦官治下的厂卫号称森罗密布，在明亡前夕却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李自成农民军围攻北京城时，率先开打彰义、德胜、平则、宣武各门投降的，正是督战的太监。流言四布之下，连已经退职在家的前东厂提督曹化淳也被多名官员指责为“开门迎贼”。可见宦官特务臭名昭著，与得罪掌握话语权的士人关系匪浅。也许，只有秉笔太监王承恩随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才能稍稍挽回他们的名声吧。 （文/王戡）

天下无处不特务

去年“棱镜门”事件曝光，举世震惊，原来自由民主的美国也会监控公众的通信。为何小伙伴对此事感到惊讶？因为在人类历史中，这些监控行为是与特务政治、警察国家这些贬义词联系起来的。

盖世太保（纳粹秘密警察）、克格勃、斯塔西（前东德国家安全局）都曾经是举世闻名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这些组织对民众的监控可谓登峰造极。以至于名作家奥威尔以这些特务组织为蓝本，在其反极权名著《1984》中，塑造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思想警察”——主人公在日记本上放了一根头发作为掩护，纵然心细如发，“思想警察”仍然盗窃了这本日记，主人公却蒙在鼓里。

在真实的极权国家里，人时刻都要担心自己身边的耳朵和眼睛，就如德国影片《窃听风暴》，即使做爱的时候，隔墙也是有耳的。

最终普京总统接纳了斯诺登避难俄罗斯的请求，这个结局多少有些讽刺的意味。俄罗斯的前身苏联，恰恰存在过最善于窃听和监控民众的特务组织——克格勃。

克格勃——有史以来最令人恐惧的特务组织。

一名苏联妇女坐在长椅上，她没有想到并排而坐的是外国游客。这名妇女当即被列入克格勃黑名单，罪名是里通外国。而这意味着她在就业方面将遇到种种限制，从此被禁止出国。

这不是小说，而是克格勃前第一副主席菲利普·博布科夫书中提到的真事。这就是克格勃——大名鼎鼎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俄文缩写КГБ，音译克格勃）。

克格勃的前身最早能追溯到1917年12月成立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缩写音译契卡）。20世纪30年代它以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名称示人。

契卡最初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与阴谋破坏和土匪活动作斗争，但很快其职权就扩展为“肃清反革命”，而“反革命”含义极广。契卡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逮捕、侦查、不经法院作出判决并执行判决，大规模枪杀“人质”，把镇压反革命提高到国策的高度。

斯大林当政后，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了大清洗。1934年安全部门改组成立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

安全部门得到命令，要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揭出破坏分子来充当替罪羊。当时，建筑工程中的计算失误，技术上的差错，铁路上的事故，财政文件中一个不确切数字，都被解释为“反革命破坏活动”；另外，大批人被指控为外国间谍，当时地球上几乎每一个稍为重要的国家，都往苏联“派出了”间谍。

随着“清洗”不断扩大，镇压的浪潮最终还是落到NKVD头上，前后两任领导人亚戈达、叶若夫先后“被清洗”。

二战的胜利，并未停止住NKVD的脚步。1946年关于独立研究哲学、文学、历史的青年小组案件，与“世界主义”斗争案件，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投毒案件等是NKVD战后炮制的最著名的几起冤假错案。

在安德罗波夫继任克格勃主席后，克格勃机关达到了势力的巅峰。当时苏联刑法典出现了一项条款（第190条第1款），规定对散布损害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谣言和消息者，要进行惩罚。这一条款让克格勃可以为所欲为。

克格勃在其历史上创造了许多独特手段对付国家敌人。很多人经短暂的秘密审讯后，被投入监狱，另一些人，经克格勃挑选的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认定患有各种反苏和其他病症，被强制送进各个精神病院“治疗”。直到1988年，“政治精神病学”才走到尽头，约有80万“精神病患者”被匆忙“摘帽”。

克格勃最拿手的手段是窃听，苏联解体后，克格勃不仅违反法律还违反其本身工作条例，对一系列政治家、名人采取窃听措施，如叶利钦等人及其亲属、熟人的电话都被窃听，甚至戈尔巴乔夫妻子赖莎的女理发师或叶利钦的网球教练之流，也都遭到了窃听。

克格勃的另一个拿手好戏是秘密监控。当一名女青年运动员曾说她想嫁给外国人后，克格勃第五局即秘密禁止她出国去东德参加比赛。

克格勃还很善于钓鱼执法，这是自上世纪20年代就采取的老办法。契卡人员在这方面创意迭出：他们组织假的地下反革命组织，让其与侨居国外的白俄取得联系。某些侨民领袖上钩后，悄悄跑回国来想看看形势如何，一回来即遭到逮捕、处决。

到了克格勃时代，这种风气依旧，克格勃监察局曾在远东军区发现一个案例：两名派驻的克格勃特工杜撰出一个间谍团伙，他们写好窃听内容，然后开始泡制录音带，角色是两人自己客串的。一人扮演被招募的间谍，另一人扮演外国间谍。为此，一个无辜的军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更有趣的是，克格勃努力维护他的敌人存在。人民劳动联盟是20年代就成立的流亡西方的白俄组织，到了70年代，经过两代人以后，新一代白俄大多已融入所在国，对政治缺乏兴趣，该组织早已名存实亡。

克格勃却源源不断地向人民劳动联盟等组织派遣渗透特工，如果没有克格勃卧底充实的话，人民劳动联盟之类的组织早就自然瓦解了。到上世纪70年代，该组织的领导层中，几乎一半的人是克格勃派去的卧底。

克格勃这么干正如中国一句老话，“养贼自重”：如果他们不存在了，克格勃势必被削减预算和人员编制，因此，这类流亡组织必须保持半死不活的状态。

1953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推行“解冻”政策，大规模红色恐怖政策停止，克格勃对内控制的力度一度有所放松。

但克格勃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问题已经蔚然成风。当时的克格勃主席谢米怡斯内喜欢讲这样一个笑话：父亲是位老契卡，儿子子承父业当了克格勃。有一天，儿子责备老爹：“爸爸，这个案子你怎么研究了15年呢？我看了一遍材料，就马上结案了。”父亲痛心地摇着头说：“唉，你真是太幼稚了，15年来，我一直靠此案赖以为生，可你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它给结束了。”

FBI——在维护国家安全与捍卫人权之间走钢丝。

去年爆出的“棱镜门”事件，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情治部门侵犯公民隐私的丑闻。

对于美国而言，维护国家安全与控制特务组织，让其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事永远成为了刀锋的两面。

美国宪法之父、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曾写道：“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或内在的控制。”

出于对特务机关可能变得无法无天的恐惧，美国很晚才建立起情报机构，同时还建立了一套复杂完备的法律制度，对情报部门活动进行了种种限制。

如果非要在美国找一个类似克格勃对国内进行监控的特务组织，非FBI莫属。FBI是1908年由附属于司法部的打击犯罪、反间谍和非法政治活动的专职联邦机构——调查局（BOI）发展而来。1935年正式更名为联邦调查局（FBI）。纵有再好的制度约束，FBI超越法律界限的事件仍屡见不鲜。

从成立伊始，调查局便对各种左右翼的激进分子进行打击和监控。特别是十月革命后，司法部长帕尔默指派年轻的调查局特工埃德加·胡佛打击苏俄背景激进分子。胡佛带领61名调查局特工和35名卧底线人，开始了长达50年的特务生涯。

1919年9月7日，美国共产党在芝加哥正式宣告成立时，至少有5名卧底的政府特工见证了这一时刻。这位FBI的铁血人物一直紧盯美国共产党，到1920年1月2日，胡佛指挥的“帕尔默围捕事件”，共逮捕了六千至一万名嫌疑人。共有591名外国侨民被驱逐出境，178名美国人被判有罪，而至少9成的被捕者是无辜的，最后被宣告无罪释放。

根据21世纪解密的美共领袖卢森堡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调查局大围捕后，党组织已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作。

胡佛在1924年5月10日成为调查局局长，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48年，直到1972年死在岗位上。胡佛的权力极度膨胀，以至于当富兰克林·罗斯福当上总统后，曾特意提醒胡佛：自由主义不是罪行。

从50年代开始，胡佛下令FBI秘密调查美国持不同政见的组织。这些组织包括从卓别林到爱因斯坦等文艺界、科学界著名人士，以及诸如像准军事民兵组织、非暴力组织和民权组织等等社会团体。

据说，胡佛手里掌握着大量美国政界的秘密，都是通过窃听得来，当胡佛在1972年5月2日去世以后，时任总统的尼克松大大松了一口气。尼克松曾对助手讲：胡佛死的真是时候！不仅尼克松，华盛顿朝野很多人都感到松了一口气。

对尼克松来说，也许是乐极生悲，1972年6月，CIA特工霍华德·汉特向局里申请说：“急需一名精于撬门开锁的好手，最好是已经退役的特工。”这份申请很快得到批复，行动的结果就是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

事发后，国会决心整顿情报部门。1975年，美国参众两院分别成立各自的情报特别调查委员会，对情报活动展开全面调查。无论CIA还是FBI，违法行为比比皆是。比如FBI未经法院认可，就进行了50多万次所谓的颠覆调查，秘密登记建档的关注人数超过100万。

克拉伦斯·凯利在胡佛之后继任FBI局长，1973年凯利对FBI的8767 名特工发出书面警告，命令所有特工立即停止“任何有可能剥夺宪法赋予公民权利的调查活动”。

胡佛在40多年时间里一手建立起来的，类似古典秘密警察的国家安全体系逐渐瓦解。凯利废止了FBI无孔不入的权力，将FBI的秘密活动重新拉回到法律的框架之内。

但恪守法律的FBI效率严重打折，当基地组织成员密谋破坏行动时，FBI墨守成规的官僚们仍在照章办事，反恐工作完全找不到北，导致了惨重后果，

2001年9月11日，当第一架客机撞上纽约双子大楼时，世界彻底改变了。此后FBI的权力被急剧扩大，某种程度上再次获得了几十年前胡佛时代的部分权力，但仅仅过去十年多一点，美国情报部门又曝出“棱镜门”。

历史似乎就是一个个无解的死循环——在维护国家安全与捍卫人权之间，FBI仍然在走钢丝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