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25日，22岁的王海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1赔偿制度启发，在北京市隆福大厦买下了12副假索尼耳机并进行索赔，8个多月后，商家最终赔偿王海200元。通过对消法第49条的首例试验，成就了王海中国打假第一人的名号。此后，全国各地涌现出一连串打假名人，
1995年3月25日，22岁的王海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1”赔偿制度启发，在北京市隆福大厦买下了12副假索尼耳机并进行索赔，8个多月后，商家最终赔偿王海200元。通过对“消法”第49条的首例试验，成就了王海“中国打假第一人”的名号。此后，全国各地涌现出一连串打假名人，尽管“职业打假人”的“打假”动机备受争议，但“职业打假人”队伍仍在争议声中逐渐发展。15年后的今天，他们有着怎样的生存状态？3·15前，记者走近这一特殊群体。
买假货的利润与风险
3月10日，五棵松附近的一家购物中心里，老张带着搭档老谢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搜寻，半小时后，他们手里多了一个行李箱、两个女士挎包、两件男士夹克衫和一堆棉袜。“行李箱主料用的是PU皮，却标注主要成分是牛皮，还卖出了近千元的高价；夹克衫主料明明是涤纶的，却被标注成聚氨酯，张冠李戴，误导消费者；竹纤维至今尚无国家标准，一款棉袜打着竹纤维的噱头卖到50多块……”这趟“打假”中，老张共花费近3000元，对本次打假带来的收益老张有十足的把握，“这些商品绝对是有问题的，我们看准了才会出手买，其中一部分需要检测，报告出来后就可以找商场，即使不能‘1+1’赔，最少也能达成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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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40的职业打假人老张入行已逾7年，他说，在打假行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比如，打过“交道”的店铺一般情况下不会再去，主要是为规避可能带来的危险，可一旦被打的假货在这家店仍然出现，这一“资源”可以转给同行们继续打击，“一直要打绝为止”。职业打假人小岳称，他了解的许多资深职业打假人，发现问题产品后，会彻查该商品在全国的所有销售网点，花大价钱买断全国范围内所有问题产品，进行一次性索赔，而这样的索赔动辄收入几十万元，当然，“这也需要足够的本金和专业的打假眼光”。
丰厚的收入是打假人入行的诱因，据介绍，一般的打假人月收入不少于三五千元，好一点的月收入上万，“比普通白领的收入好很多”。
风险是打假者们时刻要面对的问题，老张最近一次打假中与皮草厂商谈判时，厂商派出三四个大汉，把老张的鼻骨、额骨打伤，索赔的事毫无进展。老张说，有亲戚想干这行时，他们都不会同意，“毕竟，干这行只需要一些勇气和一些法律知识，钱来得容易，对年轻人来说还是不务正业”。
白天打假晚上学习
“打假人需要不断学习，用各项法律和行业规定来武装自己。”老张回忆，初入行时，他还只是个贩卖水果、米面的小贩，当时师父交给他三本书：《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精读各项法律条文后，老张独自走上打假之路。“这行干到老就要学到老”，老张说，身边的一帮打假人白天外出打假，晚上回家必做的功课是上网查阅资料，要了解各个行业的新规定、新标准，掌握政策的变化，同行们聚在一起时，讨论最多的话题也在于此。回顾从业7年来的变化，老张认为自己进步很大，能熟练运用法律法规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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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是一个技术活，干到老就要学到老。”作为既无法律功底又无商品专业知识的小岳，刚入行时就被前辈指点，进入“技术含量最低”的服装标牌打假专业。小岳遵照前辈指示，选择销售大品牌的大商场，购买国际一线品牌的仿冒违劣商品，这样索赔起来难度较小，获利也丰厚。至于标牌打假所需技能，小岳表示，无非是检查里外标签是否一致、所标含量是否属实，能否拿出质量检测报告等，“当然，这也需要知识的积累，比如休息时关注时装发布会，关注国际一线品牌网站、阅读时尚刊物等”。小岳表示，通过这样日积月累的学习，才能有所提高，保证在打假时不出现失误，减少损失。
对于服装界比较老练的打假人来说，专业学习需要更加系统和直接。小岳称，圈内一服装打假界“大哥”，每年都会去欧洲、美洲观看国际一线品牌发布会，一来了解品牌最新商品资讯，另一方面，可直接前往品牌总店参观，学习如何识别真假。
识假好手来路各异
目前，活跃在北京的打假人“专业”更加细分，老张细数，在京的打假人约200人，分别专攻衣食住行等各个领域，专业甚至细分到专打商品内外标不规范。混迹京城职业打假圈近10年的老赵透露，活跃在此的200多名打假人带有明显的地域行业特色，如来自东北的打假人强项在于皮草打假，看一看、摸一摸，就能分清獭兔毛和兔毛、南狸毛和北狸毛等等；而来自江浙的打假人对真丝制品更有研究；来自广东的打假人对瓷砖打假得心应手。老赵称，由于索赔和敲诈界线较模糊，目前打假人构成中，半数以上曾经是服刑人员，这些人往往行为过激，索赔的过程中会出现被报警拘留的情况。
最近几年里，职业打假人的发展态势又有了新的变化，老赵称，过去都是外地打假人练熟技能后进京试身手，现在越来越多的在京从事商业销售人员加入其中，他们多半是从对顾客的理赔中看到了其中丰厚的利润，而这些人往往自身就具备某一行业充足的专业知识，属于“科班”出身，只要稍微加强索赔相关的法律知识，就能迅速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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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者的三个阶段
随着在各大商场“知名度”的提高，像老张这样的老面孔“在北京的市场越来越小”，经常在逛商场时会被监控，“一摸商品，柜台电话就响，你摸一件导购就收起来一件，用‘有人预订’等各种借口，就是不卖给你。”为此，老张的打假领域渐渐从百货商场延伸到建材市场、农资市场，打假范围也渐渐扩展到外地。
“在北京活跃的打假人，大部分是处在打假的初级阶段”，说话者是京城知名打假人杨连弟。1996年，受王海买假索赔的影响，一批“打假人”站了出来，杨连弟就是其中之一，1997年，他甚至辞去超市连锁店店长职务加入索赔队伍，成为“职业打假人”。经过多年来打假维权积累的经验，杨连弟成立了一家商务顾问公司，一方面为企业提供打假业务，另一方面继续接受维权咨询、从事公益打假维权活动。
杨连弟认为，职业打假人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打假索赔；第二个阶段是与企业合作，包括办公司；第三个阶段就是公益，积累完成之后回馈社会。走完第一阶段后应该摆脱由枝节上打假的惯性，要走向从根源上打假，分析造假的深层原因，寻找生产、流通、监管各个环节的问题，为政府各项制度改革提供参考。“如果专门为了索赔维持生存，那就会饥一顿饱一顿没有固定的了。作为第二个阶段的打假人，之所以生存是靠公司盈利的模式，这个模式不是靠索赔而是给企业提供有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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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假第一人华丽转身
面对记者的镜头时，王海照例戴上了墨镜。作为“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从2000年开始全心经营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为企业提供债权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调查和顾问服务，为消费者及生产厂家无偿提供维权知识和维权指导，并通过网络及时向社会公布各种商业欺诈行为和各种警示信息。多年间，王海还发起了起诉网通要求提供市话清单、起诉移动网络公司要求取消漫游费、月租费等公益诉讼，参与成立NGO组织——和谐社区发展中心，为社区发展提供法律指导和相关培训。
按照杨连弟的说法，王海已经发展到了打假者的第三阶段，完成了一个颇为华丽的转身。
对于个体职业打假人，王海认为，其管理风险的能力、可持续性都不确定，消费者维权更多的还需要政府、需要立法来推动。今年两会，王海通过人大代表提交了3项立法建议，如为消费者设定维权的基准赔偿，给赔偿一个起步价，避免消费者赢了官司赔了钱，也避免经营者通过极低的投诉率获得暴利；建议建立罚款分利制度，把罚款交给举报人，交给受骗的消费者，不能让罚款变成公务员的福利，更有效地监督执法单位秉公执法；建议赋予消费者组织可以代表不特定消费者提起诉讼，以消协代表众多消费者起诉，以增加经营者违法的风险成本。
3·15期间，王海想要呼吁的，是消费者要力所能及地进行维权，“打官司要付出成本，你的维权成本可能要大于你的维权收获所得，但我们更多的应该考虑公民责任，不能忍气吞声，不要怕赢了官司赔了钱。输了官司也没关系，消费者维权需要我们自己去推动。”
王海：不需要把打假人捆绑到道德的高帽上：
一副墨镜！“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还是初出打假江湖时的模样。淡出公众视野10余年，他称自己“从未曾离开”。
近年的王海及其团队，运营和参与了一些非营利项目，也通过商业手段解决一些社会问题。（以上照片均由王海本人提供）
编者按：1994年，《消法》颁发！1995年，打假第一人——王海，开启民间消费打假维权时代。随后全国各地职业打假人士，如雨后春笋涌现，其中湖南以喻晖、刘兵、茜平最为活跃，被誉为“湖南王海”。2000年后，“王海”们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摘自：
时隔20年，新《消法》也将于今年3月15日实行。“王海”们去哪儿了？今日开始，红网推出《寻找王海》系列报道之二：《红网专访王海：隐身10余年一直没离开过打假行业》，与网友一起走进“王海”们的记忆与生活。
红网记者黎鑫汤红辉长沙报道
今年3月15日，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消法”）正式开始施行。这对于职业打假人王海来说，应是一件值得“欢呼雀跃”的大事，因为“新消法”不仅未对“知假买假”的行为予以说“不”，同时还将消费欺诈赔偿标准从1倍增至3倍。“新消法”将刺激职业打假，并为他们提供更大的获利空间。
作为“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今日在接受红网记者专访时表示，“提高赔偿标准让好人得到好报是一种回归常识的做法，但这远远不够，要使消费者幸福最大化，还得尽快改革，推动相关部门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方面坚持消费者导向。”
每个消费者都能成为“公民检察官”
和众多“职业打假人”一样，王海打假也被人当成投机倒把和敲诈勒索的行为。 版权所有：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王海说，这种制度在发达国家早已是普遍做法，它通过利益驱动让每个消费者都可能成为“公民检察官”，极大增加了经营者的违法风险成本，从而增加消费者整体的福利。因此，“知假买假”的人与敲诈勒索无关，他们也是消费者。
“立法就是希望让一部分消费者‘知假买假’，做不花纳税人1分钱的义务市场监管者。”王海坦言，个人通过打假获利来增加消费者福利，这是实现立法目的的手段，不需要把打假人捆绑到道德的高帽上。
尝试打假开启民间消费维权时代
1995年，22岁的青岛青年王海在书店里偶然看到《消法》第49条“经营者有欺诈行为要加倍赔偿”。
为了验证这一条的效力，王海亲身实践，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了12副假冒索尼耳机，索取双倍赔偿最终获得成功，成为了《消法》施行以来第一个依据该法第49条主张双倍赔偿的人。
此后，这位职业打假者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打假”热，全国各地的“王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王海不经意间用自己的行动开启了中国民间消费维权时代，掀起了消费者自身权益意识的觉醒。 #p#分页标题#e#
谈起“入行”的经历，王海有些尴尬。“当时进行买假索赔实验主要是因为不相信法律，想探究下法律的可行性，同时也觉得好玩。”然而，随着实践的深入，一直喜欢较真的王海发现，这种活儿是个有挑战的活儿，于是就有了继续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欺诈行为的决心。
王海的首次索赔经历花费了8个多月时间，对于这样一种“前无古人”的行为，身边的朋友都以为他“吃饱了撑着”。但王海认为，“和普通人一样，每个人做事的动力、动机本质上都是基于自己的价值判断，我觉得做这事儿有价值和成就感，我就坚持下来了。”
一直没离开过打假维权行业
“个人打假力量虽然有限，但推动了中国公民维权。”这曾经是对王海等个人打假行为的一个评价。
2000年发生在王海身上的津门事件和南宁风波，却让舆论的论调从公民打假倒向了敲诈勒索，王海也第一次感到，媒体并不是总站在他这一边。随后，王海从舆论的漩涡中抽身而去。这一去就是10多年。
对于隐身的这段时间，王海称自己一直没离开过打假行业，只是更多地转向接受企业委托从事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打假，取证、报警或是由委托方起诉，自己更多隐身幕后，不再抛头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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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让我感受最深的便是，不少媒体也应该被列入打假的对象。”王海说，不仅因为有虚假广告，而且有个别不良媒体还存在收受企业金钱抹黑他人的行为。
“我当时就是典型的受害者——依法索赔却被描述成假打、黑吃黑。”
保障维权成本应设基准赔偿标准
近几年，王海和他的团队既运营和参与了一些非营利项目，也通过商业手段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其中，由王海和毛寿龙教授、陈幽泓教授、秦兵律师、陈旭律师、舒可心老师等人发起组建的非营利机构——gococn.org和谐社区发展中心，主要通过促进立法、调研、培训业主、辅导业主自治等工作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课题组也是公益性质，主要从事反欺诈项目，工作包括提交立法建议，发起或资助公益诉讼，打击虚假广告等欺诈行为。
“前年，王海热线就举报了一万多个虚假广告，包括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王海说。
为了将打假的“触角”渗透到每个角落，去年，王海还在南京成立了一家物资公司，通过参与政府采购招标和调查取证，重点打击政府采购招投标中的欺骗政府行为。“目前，我们正在筹建检测公司，希望通过对商品质量的检测为消费者提供一些指引。”
原文：
《消法》颁布20年来首次进行修订，作为长期从事消费维权的专业人士，王海说，这些年他一直在通过人大代表议案等方式推三个立法建议：一是建议立法设定一个消费者维权的基准赔偿标准。例如以1000元作为起步价，从而保证消费者维权成本得到充分补偿。二是建立罚款分利制度，政府执法获利，应该给举报人或者受害人分成。三是要立法赋予消费者组织代表不特定消费者提起诉讼的资格，从而解决消费者维权概率低的问题。
“‘新消法’已经授权消费者协会代表不特定消费者提起公益诉讼，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们将继续努力推动中国吹哨人法案的启动即建立罚款分利制度。”王海说，老百姓消费维权不易，主要与当前国家在立法、行政、司法都偏重企业，导致普遍地方保护和违法成本过低、消费者权益很难得到重视。
此外，各地商会、各行业的协会众多，而消费者组织资源极度缺乏，“消费”的呼声不能及时传达给相关部门，导致原本立法应给消费者的权益也被剥夺。
王海职业打假人简历，有人不支持王海打假www.westtour.net/nrsh/20170508/4959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