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 毛文龙（1576年2月10日1629年7月24日），字振南，一名毛伯龙，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今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明朝末期将领，历仕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官至左都督平辽总兵官。 毛文龙曾开创了

　　毛文龙

　　毛文龙（1576年2月10日—1629年7月24日），字振南，一名毛伯龙，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今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明朝末期将领，历仕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官至左都督平辽总兵官。

　　毛文龙曾开创了军事重镇东江镇，在与后金的战争中颇有战功，但为人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过多。后被袁崇焕矫诏所斩。

　　袁崇焕 （明朝末年蓟辽督师）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生于广东东莞石碣，祖籍广西梧州（籍贯争议）。明朝末年蓟辽督师。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后通过自荐的方式在辽东边关任职，得到孙承宗的器重镇守宁远。在抗击清军（后金）的战争中先后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但因为不得魏忠贤欢心辞官回乡。

　　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袁崇焕得以重新启用，于崇祯二年（1629年）击退皇太极，解了京都之围后，魏忠贤余党以“擅杀岛帅”、“与清廷议和”、“市米资敌”等罪名弹劾袁崇焕，皇太极又趁机实施反间计，袁崇焕最终被朱由检以通敌叛国罪处以凌迟。《剑桥中国明代史》称：“他（崇祯）相信了谣言，于1630年9月22日在北京杀了他最有才能的将领袁崇焕。”

　　毛文龙被袁崇焕杀害真相考辨

　　历史上对毛文龙之死向来有两种声音:第一种是毛文龙通敌，被袁崇焕诛杀罪有应得;第二种是毛文龙是国之栋梁，袁崇焕杀之如秦桧杀岳飞。在朝廷对袁崇焕的指控里，“以谋款则斩帅”是同时被指控的两项罪状，所谓“谋款”就是私下密谋与后金议和，所谓“斩帅”就是诛杀了毛文龙。加到一起就是指控他为了私下与后金议和而谋杀了毛文龙。可以说诛杀毛文龙直接为袁崇焕埋下了杀身之祸。

　　袁崇焕诛杀毛文龙的罪证之一就是“通敌”，然而在诛杀了毛文龙之后，袁崇焕最终也被崇祯皇帝下令凌迟处死，罪名非常讽刺，同样是“通敌”。于是，袁、毛之死被一些史学界人士称为“连环冤案”。而此二人究竟是忠是奸?究竟是否该杀?也被学者争论不休了三百余年。那么，毛文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袁崇焕与他的矛盾究竟是公利还是私仇?毛文龙算是真英雄吗?

　　猛将毛文龙

　　我们先介绍一下毛文龙其人。

　　毛文龙，字振南，浙江杭州人，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正月十一出生于杭州府钱塘县的松盛里。毛文龙早年丧父，寄居在舅舅沈光祚家中，沈光祚当时是山东布政司，将毛文龙推荐给王化贞，授予练兵游击。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毛文龙于深夜亲率三千人马攻入镇江，生擒镇江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镇江大捷以后，全辽震动，宽甸、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他频频袭击后金局部地区，收复辽南诸岛城镇，有力地牵制了后金西进。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八月，毛文龙派遣部将陈忠率兵攻克了后金占领的樱桃涡、涡站。九月，毛文龙的部队攻克满浦、昌城。十月，毛文龙亲自率部与后金军在凉马佃大战一场，双方都付出了重大伤亡。后金限于主力集结在西南前线，无力进剿毛文龙，而毛文龙也由于兵少将寡，粮草不足，而无力进攻，双方对峙或周旋，战事呈胶着状态。

　　毛文龙不断派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致使大批辽民“叛去”，同时还带领一些辽民揭竿而起。虽然毛文龙这些行动规模不大，但对后金腹地的民情影响却很大。皮岛也称东江，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地理位置居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二州之间。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毛文龙将皮岛作为根据地后，再招纳汉人，声势日渐盛大。明政府特别设立东江镇，升毛文龙为总兵。累加左都督，为正一品武将。

　　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后金进攻镇江，毛文龙率部亡命海上，不久乘虚攻占东江，设军镇于皮岛，重建抗金势力，与宁锦明军互相呼应，对后金形成牵制。

　　朝中暗箭

　　种种迹象表明，毛文龙虽然孤悬海外，但是无孔不入的党争并没有放过他。毛文龙是王化贞提拔的人，王化贞广宁战败后被搞成“阉党”，毛文龙也难免受到牵连。尽管有天启皇帝的老师、大学士孙承宗的支持，但毛文龙与东林党的关系却并不和谐。崇祯继位后，东林党人布列朝堂，对魏忠贤集团实行“斩尽杀绝，除恶务尽”的政策，毛文龙因远在天边，是漏网之鱼之一。

　　但是近在眼前的朝臣仍不时在崇祯皇帝面前做他的文章。面对如此大密度、大规模的弹劾，可以想象，毛文龙的日子很不好过。他多次上疏自辩:“为病变万难弥息，臣命万难保全等事疏:臣受数十疏捏谤以来，心如死灰! ”

　　毛文龙深知，自己的人脉并不好。朝中有人，再大的不法没人说，朝中无人，就算守法也不能幸免。从种种现象看，朝中的大臣很希望他死在后金手里，或是打败仗后弹劾他。毛文龙认定，如果自己的军队被消灭，自己的脑袋搬家也就是时间问题了。

　　议和下的私心

　　迫于形势，毛文龙必须保存自己的军队。毛文龙开始为自己寻找后路，他开始通过中间人搭线，同后金密谋和谈，以达到息兵自保的目的。而八旗军不善水战，无法在一时之间将皮岛攻陷，皇太极也愿意先稳住毛文龙，以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骚扰和袭击。因此双方使者一直来往不绝，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正月，毛文龙的使者到达沈阳。在致皇太极的信中，毛文龙表达出强烈的和平愿望。对于毛文龙的主动示好，皇太极表示欢迎，并决定派遣使臣阔科等五人赴东江议和。

　　阔科等人于农历五月初三抵达东江，因为不认识路，误入正在毛文龙处发放粮食的明户部官员营帐之中，被当场擒获并押送北京。消息传到沈阳，皇太极恼羞成怒，断然下令停止与毛文龙的一切来往。

　　毛文龙心急如焚:若是阔科等人重刑之下，招供自己与后金议和之事，那岂不是死到临头?于是连夜派人携重金进京，向有关官员贿赂白银四万两，保全了阔科等人的性命，但是被羁留在内地，不准放回。

　　毛文龙将事情经过修书一封派人送给皇太极，并在信中一再表示歉意。但是皇太极对毛文龙议和的诚意产生了严重怀疑，坚决要求将阔科等人送回，在此基础上，双方才能重谈议和之事。毛文龙一再回书信解释，并恳求皇太极的谅解，皇太极不为所动。双方议和陷入僵局。
 

　　克星出现

　　恰在此时，袁崇焕东山再起，第三次出关守边。袁崇焕在上任以后就开始精心策划除掉毛文龙。离京出关之前，内阁辅臣钱龙锡亲自到其住所，询问“五年复辽”的方略。袁崇焕说:“首先从东江做起。”钱龙锡诧异地问道:“为什么不从陆地进攻，而从海道呢，而且毛文龙用起来也未必很得力。 ”袁崇焕说:“毛文龙可用就用，不可用就杀了他。”可以说他早就有杀毛文龙之心。

　　他还说:“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 ”可见他不仅考虑了杀不杀毛的问题，还考虑了如何杀毛的问题。后来袁崇焕杀毛文龙正是采取了“入军斩帅”的方式。

　　暴发户毛文龙

　　毛文龙控制了辽东海上一个繁荣贸易区域，东倚朝鲜，北联辽西、海盖沿海，西至天津，南濒登莱，海上贸易十分兴旺发达。中朝之间的商路和贡路，以前以陆路为主，走的是自山海关至辽西这条路，朝鲜商人一次携资数十万两白银，是很常见的事。自辽东战事起后，这条路就移到海上，主要商品有朝鲜及辽东的参貂，中国的粮食、布帛、铁器以及违禁物品硫黄、炮硝、武器等，而天津、登莱、淮安的海上运粮又为商人创造了许多谋厚利的走私机会。

　　当时，大明已经下令断绝了金、明两地的贸易往来，贩卖后金土特产品被视为非法。而物以稀为贵，关内一些有钱人将辽东土特产的价格炒作得甚至超过了黄金。有着浙商血统的毛文龙立即在从辽东后金政权下逃出来的人们中组织采参队，由军队护送他们乘坐军用船只，溯鸭绿江而上，在今抚顺新宾县境内登岸，入深山采参。回来后，毛文龙以平价收购众人所采之参，再送到胶东半岛各口岸甚至京师间高价销售，牟取暴利，一夜暴发。

　　贪心下的暗战

　　但是毛文龙并不满足，他向朝廷报告说，自己手下共有20万大军，请朝廷发饷，一年大约至少需要数百万两白银。这就有些欲壑难填的味道了。苦于无处筹饷的朝中大臣难免不满，于是决定派人前来核查军队人数。来人尽管受到毛文龙的热情招待，但是仍没有办法核算出20万人的数目，最后以10万人上报。

　　皮岛行政上归山东登莱道衙门管辖，军队人数经山东登莱道衙门再次核查，只查对出2.8万人，于是按2.8万人向皮岛输饷。坚信自己有20万大军的毛文龙更加有理直气壮的理由从事走私活动了。

　　袁崇焕上任后决定先从经济上入手整治毛文龙:实行海禁，不许登州、莱州通往东江的私船出海;控制毛文化的粮饷、军械。凡是朝廷运往东江的物质，都必须受蓟辽督师衙门的节制、转发与核查，运送路线不再由登州、莱州直接运往东江，改为由山海关起运至宁远近海的觉华岛，经督师衙门挂号，再转运至东江。

　　这样一来，袁崇焕控制了毛文龙粮饷装备供给渠道，而且切断了他海上贸易的命脉。面对袁崇焕的咄咄逼人，毛文龙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他向皇帝上疏说:这是“拦喉切我一刀”。此时的毛文龙似乎也预感到了处境的危险，向皇帝抱怨:“诸臣独计除臣，不计除奴，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袁崇焕的做法最终由于毛文龙的激烈反对而作罢，但是毛文龙与袁崇焕间的矛盾至此已经十分尖锐了。

　　毛文龙的负面效应

　　毛文龙对于后金的牵制作用和其在抗金斗争中的贡献应该说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他终究是个狂妄重利的家伙。谁的面子都不想给，俨然土皇帝雄霸一方、野心昭昭还在其次，在辽东前线军饷最紧缺的时候囤积物资发战争财，这才更恨人。而毛文龙和皇太极的议和与袁崇焕的假议和性质也完全不同，前者是利字当头为求自保真假自知，后者是为了巩固战线拖延时间。毛文龙堪称一代枭雄，但绝对不是什么气节高尚的真英雄，他过于重利且野心勃勃，这样的人控制不好，岂不是国家大患?

　　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袁崇焕这才有了“毛文龙可用就用，不可用就杀了他”的杀毛之心。

　　袁崇焕是否有权处置毛文龙？

　　“一总兵镇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调度军马、区画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其相见相待之礼、尤须谦敬。如总兵镇守官有犯违法重事。须用体覆明白、指陈实迹、具奏请旨。不许擅自辱慢。其军职有犯。具奏请旨、已有定例。风宪官巡历去处、亦须以礼待之。并不得轻易淩辱”

　　这段会典很明确的指出，风宪官对于“总兵镇守官”的处置是必须请旨的，即便是总兵镇守官犯有重事，都必须先具奏请旨，不得擅自处置，连辱慢都不行，必须以礼待之。

　　这是对“风宪官”的规定，那袁崇焕的官职又是不是也必须依照对“风宪官”的规定行事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解析袁崇焕的官衔。

　　袁崇焕的职衔全称是：

　　“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镇行边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

　　这个头衔中有三个职衔称谓：

　　一是“兵部尚书”;

　　二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三是“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

　　这个头衔很复杂，其中包含了“本官”、“虚衔”、“派遣”三个内容。

　　“虚衔”是一种荣职，也是用来确定待遇的;

　　“派遣”是显示具体操办什么事情，一般为因事特设;

　　“本官”则是他的职位的根本。

　　要把这个官衔解析清楚可以从“品级”入手，“品级”既是代表级别，也是解决待遇问题，也就是按什么标准发俸禄，这是每个官衔必须具备的。

　　在袁崇焕的官衔中“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是个因事特设的“派遣”职务，既然是因“事”而特设的，那就意味着“事”前根本不存在，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固定工资标准等着它，故“蓟辽督师”确定不了俸禄标准，仅是个职责描述而已，就是派遣去干什么差事的意思。

　　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而言，其在《大明会典》中有明文规定，在京的“都御史”称之为“坐院官”，在外担任总督军务、漕运、粮储、巡抚地方等项的“都御史”为“因事添设”，既是“无定员”，又是“无定衔”，就是说“品级”也没有确定。

　　都察院

　　正官，左右都御史二员;左右副都御史二员;左右佥都御史四员。

　　【以上坐院官、后不全设。其总督军务、漕运、粮储、巡抚地方等项，因事添设、无定员、或以都御史，或以副都、佥都御史，无定衔。见都察院】

　　袁崇焕显然是在外的，而且是“总督军务”和“因事添设”的，完全符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这个职位的描述，但根据《大明会典》的规定在外的都御史是既“无定员”又“无定衔”的，所以还是不能解决如何给他发俸禄的问题。

　　“蓟辽督师”、“右副都御史”都不能解决待遇问题，所以只有按照那个“兵部尚书”的虚衔发俸禄，这正是虚衔的作用，故袁崇焕这个头衔的意思是享受正二品待遇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并专责“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兵部尚书”作为封疆之臣的“虚衔”就好比确定他们是享受“正部级”的待遇，不过他们虽然享受的是“正部级”待遇但却不是部长。

　　综上所述，袁崇焕头衔解析如下：

　　“虚衔”是“兵部尚书”;

　　“派遣”是“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等处军务”;

　　“本官”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由上文解析可知，袁崇焕的“本官”就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而都察院的“都御史”就是“风宪官”，这可见于《大明会典》的记载：

　　风宪总例

　　在京都察院、及十三道、在外按察司、俱称风宪衙门、以肃政饬法为职。见诸司职掌、及正统中所定宪纲、条例甚备、各以类分列。其通行难附者、载此

　　洪武二十六年定左右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及一应不公不法等事。其属有十二道监察御史。凡遇刑名、各照道分送问发落。其有差委监察御史、出巡追问审理刷卷等事。各具事目、请旨点差。

　　袁崇焕身为风宪官，本应是“以肃政饬法为职”，以及维护“正统中所定宪纲、条例”，可他却执法犯法，违反了《大明会典》中风宪官如何对待总兵镇守官的“定例”：

　　“一总兵镇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调度军马、区画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其相见相待之礼、尤须谦敬。如总兵镇守官有犯违法重事。须用体覆明白、指陈实迹、具奏请旨。不许擅自辱慢。其军职有犯。具奏请旨、已有定例。风宪官巡历去处、亦须以礼待之。并不得轻易淩辱”

　　这条规定中，要求“风宪官”即便对“有犯违法重事”的总兵镇将，都必须“以礼待之”，而且“须用体覆明白、指陈实迹、具奏请旨。不许擅自辱慢”，“具奏请旨、已有定例”，可以说关于不得擅自处置的规定是一再强调的，但袁崇焕却并没有依照执行，反而是擅自杀了毛文龙。

　　而且毛文龙还并非一般的“总兵镇守官”，他不仅虚衔到“左都督”的一品大员，还是持有“尚方宝剑”的边帅，虽然袁崇焕也有“尚方宝剑”，但那也不过是和毛文龙有一样的荣威而已。

　　更为有趣的是袁崇焕知道他没有资格擅自处决毛文龙，也知道他要处置毛文龙必须“请旨”，就在他给崇祯的奏报中他的叙述印证了以上两点：

　　袁崇焕题：“臣朝西叩头请旨……臣因叩头请旨曰：臣今诛文龙以肃军政，镇将中再有如文龙者，亦以是法诛之。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便宜专杀，席藁待罪，惟皇上斧钺之，天下是非之。”

　　袁崇焕斩毛文龙之前，居然向西叩头请旨，实在是令人称奇的事情，他如此的举措显然是显示他没有获得崇祯的任何授意，否则请什么旨?

　　另外，从他的先临时叩头请旨，可以看出，他应该知道《大明会典》有“其军职有犯。具奏请旨、已有定例”的明文;而后他又称“臣今诛文龙以肃军政”可知，他对风宪官是“以肃政饬法为职”还是了解的，而袁崇焕的恶劣之处就在于他的“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而且明目张胆，他最后居然告诉崇祯：

　　“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便宜专杀，席藁待罪，惟皇上斧钺之，天下是非之……”

　　这简直是明知故犯的典型，真不知道崇祯看到这里是什么感觉。与崇祯经过公审评议折腾了几个月后才定了袁崇焕的罪相比，他杀毛文龙时的专断、独行已经远远超越了帝王。

　　不过，最为可悲的是袁崇焕此举并非是为了消灭后金，而只是为了跟后金议和铺平道路。就为这个目标，袁崇焕就明目张胆的，肆意专杀了另一个军镇，持有“尚方宝剑”的总兵镇守官，这不仅违背《大明会典》相关规定的，属于目无法度之行为，还是对“尚方宝剑”代表皇威的无视，他最终没有被论“谋叛”，而却被陵迟处决，应是被论了“谋反大逆”之罪，这跟他擅杀毛文龙有极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