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是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词语，从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谁家有钱，谁家穷。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的现象，表现在不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从整体来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扩大。在一个省内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明显扩

　　贫富差距是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词语，从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谁家有钱，谁家穷。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的现象，表现在不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从整体来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有所扩大。在一个省内不同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明显扩大的趋势。

　　造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发展速度。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不是采取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思路。改革开放以来，不论东部沿海地区或中西部地区，都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例如1991年至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率，广东省高达21%，贵州省为14%，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比较，贵州14%的年增长率也是相当高的，但是与广东等沿海地区相比，差距迅速拉大。这样就得出一个判断，中国地区差异的扩大，是在各地区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发生的，是前进中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是前进过程中的问题而掉以轻心。中央多年来已采取了有力措施，推动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是什么？

　　“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李实介绍，基尼系数最大为“1”，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最小等于“0”，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但这两种情况都仅仅只会出现在理论上。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多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这之后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是0.469。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3左右。李实分析说：“接近0.5的基尼系数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过0.5的国家只有10%左右；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元春表示，0.47到0.49之间的基尼系数反映出目前我国收入差距仍然比较大。尤其是城镇居民内部、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比较大。“比如说城乡差距大概有3倍，按照城镇工资统计，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有4倍左右的差距。”

　　“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我们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李实告诉记者，以往人们大多把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但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重要方面。过去10年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的财产差距扩大速度远远要超过收入差距扩大的速度，个人财富积累速度非常快。在过去大约10年的时间内，人均财富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2%，特别是房产价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5%。而农村的财富积累速度年均增长率只有11%，相当于全国水平的一半。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显示，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财产不平等程度近年来呈现升高态势，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此外，家庭层次的财产不平等有两个特征：一、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水平明显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的增长幅度也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二、中等收入家庭财产增长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财产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李实认为，未来几年，我国的收入差距可能仍会处在高位徘徊状态，既不会出现明显扩大也不会出现明显缩小的趋势，基尼系数预计将在0.45—0.50之间波动。

　　复杂多样的成因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差距有一定合理性，但由于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权力寻租造成的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

　　李实认为，首先要正确认识贫富差距、收入差距。“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强调平均主义，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进入市场经济后，强调按劳分配，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之间出现收入差距是正常的，有一定合理性。”

　　刘元春认为，客观来看，贫富差距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导致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向农村和中西部的投资，但在一段时期内，因发展的基点不同、条件不同，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及其居民收入差距仍会较大。“比如说同为公务员，东部省份和西部地区的最低工资、公积金缴存标准不同，福利、社保等也有差别，都会造成收入差距。”

　　专家们普遍认为，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部分领域改革不到位导致的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合理以及权力寻租等现象。

　　李实分析说：“当市场体系不健全，存在流动性障碍或市场扭曲时，收入差距加大的趋势就难以避免。比如说劳动力市场不统一，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收入、社会保障等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双轨制’运行；资本、土地交易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某些领域，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有大量的市场准入限制，使权力寻租带来非法收入、灰色收入、腐败收入……都是体制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过大。”

　　专家认为，政府干预过多等，容易造成资源行业和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同其他竞争行业之间产生巨大收入差距。如垄断性企业员工特别是高管收入偏高乃至畸高；再如一些人和群体依靠权力资源得到优先发展、优先致富甚至一夜暴富的机会，而被权力边缘化的群体，很难得到发展机会。

　　“在诚实劳动和市场环境公平的前提下，人们的收入有差距，这是合理的，社会能够接受，如对教育投资较多的人能获得更为优厚的职业待遇。但因起点、机会和过程的不公平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人们普遍难以接受。如阶层固化、流动性不够，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不平等，个人努力创富成功的机会也就不均等。比如说富二代、穷二代，这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社会财富的分享更加的不公平。”刘元春表示。

　　贫二代翻身很难吗？

　　所谓“穷二代”，是相对于“富二代”的叫法，是指在中国改革开放环境下社会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社会分层，在改革开放中的普通工人、农民以及未能享受政策带来的财富的人依然贫穷，将这类人称之为“穷一代”，而他们的子女由于基础环境差，同时得到教育少仍然未能摆脱贫穷，称之为“穷二代”。但是，“穷“与”富”不是永远世袭的，它在一定条件下是能改变的。我们正处在转型的“窗口期”，如何引导穷二代翻身，除穷二代自身必须有面对现实、改变命运的志气外，给他们创造上升的机制、提供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条件。

　　首先，教育上要给予他们多方面扶持。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曾经提出了著名的“贫困文化”恶性循环理论。他认为，长期处于贫困的人们形成了一整套特定的生活模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这种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屈从感、不愿为未来做计划、不能控制欲望的满足和对权威的怀疑。他认为，一旦这种“亚文化”形成，就会影响到整个贫困区域的人，并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在这种“亚文化”的保护下，贫困被维持，并且还会导致新的贫困。贫穷虽然是因为自然条件引起的，但贫困的循环却是来自精神上的贫困，而精神贫困的根源却是教育的落后和缺乏。所以，让穷二代改变精神面貌是前提，让他们“人穷志不短”才能崛起。而在教育贷款扶持、在幼儿班、中小学时期给予同等机会上，有些学校做得并不到位，特别是政府机构、学校如何为贫困学子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在就学上一视同仁，还没有机制上的保障。完善并切实运行这方面的机制，显得异常重要。

　　其次是道义上的扶持。如果一个社会把关注点只放在 “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上，出现“笑贫不笑娼”的舆论氛围，这个机制上的缺陷，将带来十分的危险。对那些“穷则思变”的志士要敢于树为时代楷模，不仅要有经济支援，更要有舆论和机制的支撑。现在为富人立传，很寻常，因为富人舍得出资。我们社会更有义务为还处在上升阶段的“穷人”打气，营造穷二代翻身的舆论环境，媒体和政府义不容辞。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下，让穷二代学习富一代的创业精神，这是历史给予我们当今的课题。好在我们的媒体和政府正在大张旗鼓地造这方面的舆论，但还要不断给以深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为他们创业给予贷款等机制上的护航。现在执行的《关于惠州市“优秀外来工扎根工程”的实施意见（试行）》还只是最基础的工程，就是让他们获得“市民待遇”。而我市已经尝试的为贫困者创业贷款，还在摸索阶段。它关乎社会的稳定发展，这应该是我们当下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建立和完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