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符之所以造成虎形，与我国古代对虎形象的崇拜有很大关联。虎符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于战国、秦、汉。与虎符性质相近的还有节、牌等。现存最早的虎形符节是战国时期的辟大夫虎节和韩将庶虎节，其形制、作用与虎符皆同，可视为虎符前身。使用虎符有

　　兵符之所以造成虎形，与我国古代对虎形象的崇拜有很大关联。虎符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于战国、秦、汉。与虎符性质相近的还有节、牌等。现存最早的虎形符节是战国时期的“辟大夫虎节”和“韩将庶虎节”，其形制、作用与虎符皆同，可视为虎符前身。使用虎符有严格的规定，专符专用，一地一符，绝不可能用一个兵符同时调动两个地方的军队。

　　古代兵符是干什么用的？

　　兵符，指古代传达命令或调兵遣将所用的凭证。用铜，玉或木石制成，作虎型，又称虎符。制成两半，右半留存在国君，左半交给统帅。调发军队时，必须在符验合后，方能生效。

　　下面就是一个兵符的例子。

　　4年前，在高平市羊头山上，晋城学者李俊杰发现一块经过打磨、造型特别的石片：四边薄如刀刃，中间凸出。经过4年多的不懈考证，晋城、长治两地学者认为：这块石钺或是兵符石钺器物的早期雏形，是研究炎帝、黄帝羊头山军事文化的一次重大发现，对研究炎黄二帝合符釜山以及涿鹿之战将有一定意义。

　　疑为兵权象征

　　“没想到能发现这块石钺（yuè）。”2月26日，高平市长平之战研究会副会长李俊杰回忆起4年前发现这块石钺时的情形时，连连发出感叹。

　　2011年11月5日，李俊杰与研究会会员前往羊头山，考察战国百里石垒古长城遗址。李俊杰走到炎帝祭坛东的山坡台地时，无意间发现一块形状特别的石片：四边都有人工打磨过的痕迹，而且石刃非常锋利。石片两面都有数十条纹饰，一面条形纹饰多，并有20个大小不等、深浅不一的“星星圆点”，另一面只有条形纹饰却无星点。

　　记者看到，石片是本地常见的深灰色石灰岩，也叫“青石片”。经测量，石片长15.3厘米，宽13.7厘米，中心厚度约1.5厘米。从整体上看，这块石片打磨非常精细，四边刀刃，中间凸出。

　　当年，李俊杰怀揣着这块石片，专程咨询了晋城市旅游文物局文物科科长张建军。张建军鉴别后认为，这块石片名为“石钺”，距今约7000—5000年，是原始社会高等级将领使用的指挥兵器和王权的象征。

　　随后，在羊头山屡屡发现多处新旧石器文化遗址。李俊杰认为，此石钺应当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但从石器上刻画的条形纹饰上看，却与国内出土的文物标本有所不同，比其他参照物上多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符号”。

　　发现石钺后的4年中，李俊杰利用各种机会，与当地和长治的学者进行研究探讨。今年春节期间，他将众学者的考证结果进行归纳总结：石钺上的“条纹”“圆点”和“形制”与众不同，疑为一块炎帝与黄帝合符征战蚩尤时的兵符。

　　“星星圆点”的数量有讲究

　　“从时间上来推断，石钺是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是原始社会史前文明最高军事指挥权的代表之物，是皇权王者的象征。”李俊杰说，石钺上的纹饰可能是“条形”和“星辰符号”，可能代表当时先进思想的一种图腾意志称号。

　　长治市上党古文化研究学者认为，此石钺应当称“录龟神符”。“星星圆点”不一定是说“星辰”，也有可能是代表“河图洛书”的意思。因为神农炎帝承接的是伏羲氏和女娲氏的制度和思想理念，“河图洛书”在当时是神秘莫测的神算之物，用兵上可能要进行占卜，表示谨慎用权，对天对地都要有一个圆满之意。根据商代《卜辞》记载的内容，在古代征战之前，都要用神龟进行占卜。

　　李俊杰解释道：“河图洛书”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源头。《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个圣人就是人类文化始祖——伏羲氏。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河图”“洛书”是两幅神秘图案。伏羲氏根据这种特殊文化前兆，画成了《八卦图》。

　　如今世人所见到的《八卦图》是北宋之物，为著名道士陈抟绘制，以1至9的排列为“河图”，1至11的排列为“洛书”。北宋刘牧著《易解》时，改变了陈抟的说法，以1至11的排列为“河图”，1至9的排列为“洛书”。南宋朱熹在《周易本义》中肯定了刘牧的说法。

　　李俊杰查阅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发现，在西周之前，“河图洛书”是用“星星圆点”作符号代表，但不管是陈抟的说法，还是刘牧之言，“洛书”“河图”的总数为20，与石钺上的“星星圆点”总数吻合。

　　或与炎黄征战蚩尤有关

　　神农炎帝在羊头山创立“伊耆国之黎都”，已被国内许多专家学者认同。李俊杰根据众多古史中的文字记载推断，此石钺可能与炎黄征战蚩尤及“涿鹿之战”有密切关联。

　　从目前国内馆藏文物和新近出土的文物资料中分析，在高平羊头山发现的石钺，从形制、图腾上讲，还较为罕见。参照国内出土的上百块石钺标本后，李俊杰发现，这些石钺都是一边有刀刃，斧状，一般有一两个穿透的孔洞。“四边刀刃，不带孔洞的，还没有第二个。”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一书中，曾经收载有杭州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发现的“神徽钺王”，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物。

　　高平羊头山石钺与“神徽钺王”一脉相承，都是王者兵权的象征。但从时间上推断，羊头山石钺要比“神徽钺王”早几百年或上千年。李俊杰说，羊头山发现的这块石钺，与《史记》《路史》记载“黄帝乃临盛水，录龟符，纳三宫，五意之机……合符釜山”相吻合，可能是兵符石钺器物的早期雏形。按照他的观点，在羊头山发现的这块石钺是研究炎帝、黄帝羊头山军事文化的一次重大发现，对研究炎黄二帝合符釜山以及涿鹿之战将有一定意义。

　　兵符为什么不能伪造呢？

　　历史上从来没有不及时下发兵符的事情，“国之大事，惟祀与戎”，调兵打仗不是儿戏，怎么可能出这种胡闹事情。

　　伪造兵符也基本上不太可能。从现在存世的几个兵符来看，纹路细腻，造型复杂，比如兵符上的错金铭文，就是先在兵符上刻出阴文，再把金丝嵌入阴文，最后打磨光亮。如此复杂的工艺，在古代除了官办工坊，一般人根本无法仿制。

　　再者，自古以来，中国古代兵符都是专符专用，一地一符、一事一符，绝不可能出现使用一个兵符同时调动两个地方军队的情况。为了防止假冒，在调兵遣将时，除了要勘验兵符外，还要出示皇帝的圣旨或者朝廷的公文，缺一不可。战争结束后，将帅手中的兵符要归还朝廷，不得私自收藏。

　　最后，伪造朝廷公文印章在历朝都是重罪，自然也包括兵符，犯罪成本太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