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抗战史，在这段历史中，涌现了很多著名的英雄人物，如果没有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胜利，也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先辈们的丰功伟绩。时时牢记在心间。 陈毅的高超军事实力及战略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抗战史，在这段历史中，涌现了很多著名的英雄人物，如果没有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胜利，也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先辈们的丰功伟绩。时时牢记在心间。

　　陈毅的高超军事实力及战略水平分析

　　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文章和资料，对我人民解放军的一些军事家评头论足，信口胡扯。特别是对中央军委评出的我军36名军事家的排名和军事指挥才能议论纷纷，提出质疑。而对在各个战争时期纵横驰骋于各战区的著名将帅，更是各凭好恶、各执己见、褒贬不一。如对建立了巨大功勋、声名赫赫的军事家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持有偏见。捧的无限拔高，贬的极力压低。其中，尤其是对十大元帅之六、中共36名军事家排名第八的陈毅元帅，贬低者几乎全面否认其军事才能。例如一篇《谁是战争之神》的文章说：“作为半路出家的门外汉，陈毅的指挥能力颇值得怀疑。” 还有人轻飘飘地说，陈毅不会打仗，只会下下棋，写点诗，无军事造诣等等，显失公允。

　　一 陈毅并非不会打仗

　　陈毅“不会打仗”、“只会打败仗”吗?这只能是无知或无视事实。

　　陈毅在1945年8月受命任新四军军长。在没有粟裕在身边的情况下，1945年10月4日进入山东。当时山东主力大部奉调东北，陈毅手头可使用的野战部队只有5万人，而且未全部集结。而当时津浦铁路线上敌情日益严重，从延安最高统帅部到各级指挥员，都认识到全局最关重要的目标是津浦铁路。中央军委指示，应尽快截断津浦铁路，阻止蒋军北上，并求歼北上之敌一部或大部。陈毅在抵达山东的第十二天，即在与罗荣桓完成交接后，成立了津浦路前线指挥部，亲往前线统一指挥。组织并发起了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的战役。这一战役显示了陈毅高超指挥能力。先是合理使用现有兵力，科学地排兵布阵，采取了轮番使用兵力的战法。陈毅到山东后仅15天，10月18日发起邹县战役，攻克邹县、大汶口，歼敌数千。接着又伏击了蒋军第三路军吴化文部，将此敌全歼，并俘其军长、师长以下4000余人。三战临城，先将该敌围困，又突然撤兵，转兵滕县，并攻克滕县及临城外围各据点。不但击毙师长以下1000余人，而且俘虏旅长以下7600余人。到12月中旬，实现了战略目标，粉碎了蒋、日、伪打通津浦路的企图，共歼敌2万余人 。

　　1946年1月7日，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由于国共谈判，停战半年余无战事。蒋介石在完成内战各项准备、将要发动内战前夕，陈毅敏锐地预见战局即将展开，当机立断，6月7日发起讨逆战。。发动了德州、泰安、枣庄、周村、及胶济路东的高密、胶县、即墨等战役，取得了全胜，歼灭伪军达3万余人。。7月27日至29日，原计划歼灭进犯淮北的敌左路兵团敌整编二十八师、五十七师各一旅，而战况变化，敌中路兵团六十九师之六十旅、九十二旅突出孤立，战机出现。陈毅遂迅速改变计划，发起朝阳集之战，是役歼蒋军九十二旅全部、六十旅一部5000余人。

　　但是，陈毅在执行中央“南下作战”方针，准备集中兵力组织大战役。而在粟裕的华中部队久调不至的情况下，面临的是以“五大主力”的两个即第五军、整编七十四师为首的大批国民党军的压力。也因为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连战皆胜，陈毅却急躁起来，急于寻找战机。而面临的国民党军“均系硬货。”“决心消灭桂系在泗县的两个团，并调动其援队，逐次消灭其二三个团。”陈毅这个计划并非错误，问题是准备不充分，对地形、天气及桂军大部为老兵、颇能作战的特点均不了解。又盲目自信轻敌，认为杂牌军好打。错误地听信了参谋长意见，没有听从军委复电“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确当 ”之指示，发动了泗县战役。由于缺少重武器，又逢天降大雨，在大水中攻坚，而敌人工事坚固且援敌毕集，虽经指战员二日夜殊死血战，杀敌3000，而自损2000余人，未能攻克该城。这次战役是一次严重失败，应该是陈毅指挥作战中的一大失误，也是陈毅在没有粟裕筹划的情况下的由于指挥不当原因的唯一败仗。这就是后来有人说陈毅“不会打仗”的津津乐道的依据。而陈毅在这次挫折后，首先正确提出并筹划了宿北战役。在与粟裕会合后，取得歼灭国民党六十九师等部2。1万人的大胜。

　　在国民党军调整部署和作战策略后，实施鲁南会战，妄图南北夹击，在临沂决战，一举消灭华东我军。陈毅在毛泽东以空间换时间，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战略思想的启示下，提出南线敌人重兵密集，战机难寻，而北线敌人离我主力较远，且威胁我后方。应该改变原定作战方针，置南线敌人于不顾，而以主力北上，利用敌人离我稍远而大意，造成李仙洲兵团孤军突出的战机。全力突然首歼北线之敌。这是一个使粟裕感到十分高明的设想。帅将合壁，共同指挥实施，取得了莱芜战役的空前大胜利。 从以上战例来看，陈毅并非不会打仗，而是很会打仗。不能因为泗县战役失利而全面否定陈毅的打仗水平。

　　二 充分展示陈毅军事才能的几个关头 确实，陈毅从事军事指挥有点“半路出家”。陈毅在上井岗山前后，基本以从事建军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为主。1930年初古田会议后，先任红六军政委，与黄公略、罗炳辉共同领导红六军，取得一连串胜利。六月底又受命组建红二十二军，任军长，但主要任务不是野战。1932年1月，任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9月兼任西方军总指挥。这本来是陈毅施展军事指挥才能的机会。但是，他的任务主要是扩军，且在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统治下，排除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整个中决苏区红军遭到了失败。虽然陈毅在指挥上并无失误，且作了极大贡献，但不可能有打大胜仗、大规嫫消灭敌人的业绩。

　　1938年1月6日，经过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的陈毅，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从此，陈毅成为了独挡一面的出色的军事指挥员。新四军一支队2000余人在装备极其低劣落后的惰况下(仅半数人员有破旧枪支)，挺进江南。陈毅首先亲自布置了袭击沪宁线新丰车站战斗获胜，又指挥了夜袭句容县城及高资、新塘、小丹阳等战斗，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战果。通过陈毅娴熟的统战工作，团结了一大批爱国人士和抗日队伍，壮大了自身，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拖住了日军三。四万人的兵力。从此新四军在中央正确路线领寻下和南下八路军配合下，在陈毅指挥下，有了很大发展，成为华中抗日的主力。陈毅此时巳具备了战略家的目光和远见。

　　1939年底，陈毅按照中央“江南陈毅同志应努力向苏北发展”的决策，排除了军部项英项英等人的干扰，以江南现有力量独立向苏北发展。1940年6月，陈毅断然决定，江南主力移师江北。这成为打开苏北局面、争取整个华中的带有决定性意义的抉择。6月18日，在指挥西塔山战役获胜后，江南主力渡江至苏北，成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出任总指挥兼政委。从此，陈毅逐渐显示出方面统帅人物的气概。特别是过江后的第一个恶仗黄桥战役，陈毅在兵力十分悬殊(8千人对敌3万人)的情况下，指挥若定，施展了十分巧妙的军事、外交、统战、后勤、建立政权等各个方面的才能，得到了各阶层的信服和支持，分化瓦解了敌方阵营，由被动刭主动，将劣势逐步扭转为胜势。又由于粟裕的筹划及叶飞、王必成，陶勇等勇将强兵能征善战，取得了事关苏北局面的决定性大胜。这一战与历史上春秋时期的著名经典战役“晋楚城濮之战”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精采程度和高明毫不逊色。这绝不是一般将领能做到的。

　　正由于黄桥战役获胜，新四军取得一连串胜利，建立了华中坑日根探据地。苏中迅猛发展，是这一时期新四军的亮点，成为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但是，正当陈毅有了粟裕这样的副手，有了一批良将，得心应手时，却在“黄花塘事件”中，中了饶漱石的暗箭，不得不于1943年底离开了新四军。 1945年10月，陈毅奉中央命令到达山东，主持华东军事。当时局面并不理想。首先，山东部队调赴东北，陈毅能指挥的山东野战队实际只有5万，兵力不强。第二，敌情严重，蒋介石要调兵北运，解除南京北面的直接威胁，苏鲁解放区成为“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安。其三 ，陈毅所辖部队，力量相当分散，刚从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的部队，战斗力不太强且“恋家”。山东部队原由罗荣桓陈光等领导，有些干部过去对陈毅不熟悉而个性很强，不那么“听招呼”。再就是“黄花塘事件”后饶漱石的阴谋，使一些负责干部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算陈毅新帐老帐的，使陈毅孤立起来，严重影响了陈毅的威信。虽然陈毅赴山东后曾取得一连串胜仗，但在泗县一战后，产生怀疑，对陈毅的指挥“听而不从”，并不买账，集中不起兵力。在敌绝对优势下，淮北、淮阴战事不利，颇有挫折。

　　但是陈毅毕竟是帅才，在华中部队与之会合后，一方面很快重振军威，连续几次大胜仗，用事实重树威信。同时在整军、培养干部等方面化了大量心血，克服了不好的倾向，使指战员素质有了极大提高。也是在中央和毛泽东信任和友持下，终于将华中、山东两支野战军统一起来，成为后来的人民解放军的华东野战军，即第三野战军。

　　三 陈毅在军事领导和指挥上的特色

　　陈毅在军事斗争中的领导和指挥上，是很有特色的，很多品质是其他将帅所不能兼俱的。

　　第一 陈毅在各个斗争时期中，均表现出他与生俱来的大局观。南昌起义后，陈毅追上起义队伍，这时的他，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军事指挥员，在协助朱德率领队伍，稳定军心上起了很大作用。而后转战湘南，力主与毛泽东会师井岗山。对初期开创革命根据地作了贡献。但当时陈毅还很年轻，关键时刻处问题经验不足。1929年6月，在中共红四军“七大”会议上当选为前委书记。但长期在毛泽东身边，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于七月赴中央汇报时，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实践。亲自起草了中央“九月来信”，力主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当他带着中央指示回根据地时，惊闻毛泽东要打倒“陈毅主义”时，他毫无抵触情绪，接受批评，自我检讨，并全力协助开好具有深远意义的红四军九大一一“古田会议”。之后，他任江西省军区司会及西方军总指挥时，甘当配角，为前方输送兵员便达三、四万人。在湘南及井岗山时期，己初现陈毅重视军队建设的军事思想特色。

　　中央红军撤离时，对他的工作按排极不合理，但他毫无怨言，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黄花塘事件受饶漱石打击，离开华中去延安，但当中央决定要他重返华中时，不计个人委曲与饶搞好关系，全力从事解放事业。在华中初期面临巨大困难时，服从中央指示，缓调粟裕。而当时任麾下几十万大军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在中央调其赴中原野战军任副职时毫不计较，欣然就职。显示出他不计较个人地位可贵品质。

　　陈毅的大局观还表现在军事理论探讨和军队建设方面。他把参加各种会议和与中央领导研究工作和谈话，均作为培训提高自己的课堂，特别是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思想，他更是自觉地学习和实践，从而提高了自己水平。他在革命征途上写下了很多文章，对军队的建设起了较大指导意义，受到毛泽东肯定。

　　第二 陈毅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在两淮失利前，陈毅多次调华中部队去两淮没有调成。而华中部队在苏中取得七战七捷的胜利。由此，一些人认为陈毅无战略眼光。但是，这些人忽视了当时陈毅是受命经营两淮，是执行中央指示。中央指出：“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而华中主力不来，仅凭陈毅手下现有兵力是难以胜任的。即使现在看来也很难说，假使华中兵力西调，两淮是否能取得比“七战七捷”更大胜利呢?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当然，后来中央是同意了粟裕等的建议而缓调了。

　　陈毅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不丧失信念，毅然协助朱德率队上井岗山，抗战时的东进北上，表现了陈毅的远见。1948年6月提出“我军现代化后勤建设的倡议书”。得到中央肯定“甚好”。对中央作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决策尤其领会理解深刻，陈毅己成为有战略目光的军事家了。

　　第三 敢于担当责任，是陈毅在军事指挥上又一特色。在关头时刻挺身而上，毫不畏缩，如南昌起义失败后、红军退出中央苏区打游击、抗战时东进北上、重建新四军任代军长收拾局面等。在作战中的失利和失误方面，勇于承担责任。如泗县之战失利，独自承担，七月分兵不推卸自己责任。黄桥、孟良崮两战敢于共同承担风险，果断拍板决策。

　　其四 善于运用综合手段处置战事，调动一切有利因素为战役服务，具有整体观。初进江南，能把大批抗日爱国力量整合到已方，使自身力量壮大起来。黄桥决战，运用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分化了敌方阵营，才能险中取胜。在对待顽军韩德勤问题上，坚决打击、消灭，而又有度量捉放韩德勤，取得了主动，缓和了与顽军的矛盾。这一做法比饶漱石不知高明多少。是一方统帅的才质。 陈毅的这些气质，深得毛泽东信任。就在两淮失利不久，中央指示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四个月后，1947年1月底，更任命陈毅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央及毛泽东对陈毅的领导和指挥才能是肯定的、倚重的。并非是“只要坐在那里就起作用”。中央对陈毅的知人善任，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以毛泽东的英明，不会儿戏地把如此重大的华东的军事，交给一个“全无军事造诣、不会打仗的”徒有虚名之人。

　　四 关于两淮失利 七战七捷和七月分兵

　　1946年6月，内战爆发。蒋介石对华东的策略是由南向北逐步压缩，将我军华中主力赶过陇海铁路，再会同胶济路南下的国民党军聚歼我军于鲁南地区。中央军委于6月22日定下山东区“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这一计划核心是着重向南，首先给予向华东解放区进攻的敌人以有力打击。然后，华中山东主力分由淮河南、北进击津浦路，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造成对徐州合围形势，以调动敌方在运动中予歼灭。这样，甩开向北的蒋军而插到国民党区域取得人力物力，取得战局上的主动。当时，如果任由敌人不断压迫，将战争导入解放区，必然导致解放区支持战争的资源枯竭。故《孙子兵法》说“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而且中央这个方针实行了，确实可以集结起较大兵力，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陈毅完全同意并积极准备执行这一方针，并且已经对山东野战军作了部署。

　　但要实行中央这个方针，前提是三方面力量必须部署到可以调动的位置上。而当时，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配合尚无联系，更谈不上协调。而华中主力由于粟裕、张鼎丞、邓子恢坚持在苏中打几仗(这个决定并不错)，尚留在苏中不奉调，陈毅多次去电催促而无果(就是后来所说的陈粟之争)。且山东野战军自身也有些领导“听而不从”。这样，要陈毅独力抵挡蒋军大兵压境、并相机歼敌确是十分困难，朝阳集一战后，陈毅又过份自信，认为打桂系比蒋军好打，没有听从军委“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之复示。终于发起了得不偿失的泗县战役。当然战术上没有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必然，与自然气象条件变化的偶然性也是此役失利的重要因素。9月上旬，蒋军凭优势兵力(特别是五大主力中的新五军、七十四师在内)与先进装备，推进淮北。而中央又拟派徐向前来山东负责鲁南前线的指挥，更造成陈毅的被动。等徐向前二十多天，徐向前未来，却得到了蒋军更猖狂进攻，不得不放弃两淮。

　　徐向前未到山东，历史给了陈毅证明自己军事才能的机会。陈毅在度过困难后，迎来了华中山东两大主力的合并，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有兵力可打大仗，日夜筹划打大歼灭战。首先提出了宿北战役，大振了军威。陈毅作为大政决策者，统帅华东全军，纵横驰骋，打胜了一个个经典战役。

　　回过头来，看当时苏中七战七捷。华中部队在粟裕指挥下，以3万余人的兵力，与12万兵力的国民党军交战，取得了歼敌5万的辉煌战果。毫无疑问，与粟裕出神入化的指挥是分不开的。但权衡一下，与当时两淮的形势是不可比较的，首先，进攻苏中的敌军是客军，且非强旅，远道而来，无地形之利。其次，其指挥官坐镇常州，隔江指挥，无从详细了解军情，指挥混乱。其三，蒋军派系林立，出工不出力。而反观我军，粟裕长期统率苏中方面，熟悉麾下，三军用命。苏中又是老区，群众基础好，得到人民支持。而诸将中叶飞、王必成、陶勇等均是虎将，战力非常。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对两淮及津浦路方面的重视大大超过苏中方面，对两淮志在必得。因而两淮与苏中之战可此性不强。还必须看到，一个战役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战争中的偶然因素往往起了关键作用。著名的“七月分兵”便是如此。

　　1948年6月，蒋介石鉴于莱芜、孟良崮战役教训，提出了“并进不如重叠，分进不如合进，以三、四个师重叠交互前进”的战法，重新编组进攻兵团。进攻主力9个整编师25个旅调集在莱芜至蒙阴不足50公里的正面上，摆成方阵，再次向鲁中山区发动进攻，并出动飞机把悦庄、南麻一带炸成一片火海。面对国民党军兵力集中，一时实难做到分割孤立之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华野大军“一时间感到无从下口”。而毛泽东指示“你们作战方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对华野加大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华野陈、粟、谭于6月28日商定了分兵出击敌后以创造战机的方针。并于次日在等待中央军委回电的同时，形成了实际的部署，命令陈士榘、唐亮率第三、第八、第十二纵队转赴莱芜、泰安、大汶口之线，执行歼击敌第八十五军或十二军之任务，命令陶勇率第四纵队由临沂、蒙阴线进歼冯治安部之一个团，尔后或向西北或向西、向南，视情况决定，并于当晚行动。

　　与一直主张“不性急、不分兵”的毛泽东不谋而合。中央军委复电“应取分路出击敌远后方之方针”。但是中央军委主张“大分兵、远距离分兵”。毛泽东要求5个纵队分两路出击，而华野实际出4个纵队。毛泽东指示“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临蒙段无须控制”。 先攻取邹县、滕县、临城、枣庄，“纵横出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个旅为目的”。比之华野的控制临蒙一线的近距离分兵，作战企图大了。显然统帅部的计划更高明。但陈、粟、谭首先提出并实施分兵，是卓有见地的

　　 接中央复电后，华野各部迅猛出击。叶、陶两个纵队连克费县、峄县、枣庄，陈、唐三个纵队攻占津浦路大汶口至万德段，威胁敌后方基地兖州和徐州，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战略计划破产，分兵初期战果十分理想。但华野领导人对当面情况仍然严重视而不见，重犯了过分乐观的毛病。急于打象过去那样的大胜仗，发生了轻敌急躁情绪，导致作战指导上失误。对敌情搜华不准确，判断失误。如南麻之战，得到的情报是敌军构作工事未成，而实际上敌军工事构作十分严密和迅速，光南麻周围山头和村庄的子母堡达2000多个，加上时值雨季，连日大雨滂沱，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弹药受潮失效，部队行动受阻，这样天气，当然是宜守不宜攻。而临朐战役更糟，低估了李弥第八军速度，以为该敌尚在行军途中，想乘敌立足未稳，速战速胜。不料敌军先进入临朐城内，构筑了坚固工事。而攻城命令发出后，天气突然由晴转为暴雨，顿时山洪爆发，河水泛滥，临朐城外一片汪洋，平地水深过膝，弹药受潮。其战役结果可想而知。虽经两天两夜恶战，终因敌援又至，自身伤亡惨重而撤出。而华野进入鲁西南的“部队在齐腰或齐膝深的大水和泥泞中连续行军作战，百分之八十的指战员烂脚。第一、第四纵队各伤亡约5000人，而非战斗减员也达各5000人。因而在 “持续近两个月战斗作，陈粟大军战斗和非战斗减员总计高达50000人。

　　战后，粟裕检讨“除战略指导及其他原同我应负责外，而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及错误，我应负全责”。公正地说，虽然华野此时由粟裕负责军事指挥，但作为华野一号首长，陈毅也有不可推卸责任。

　　陈毅两淮失利与陈粟大军七月分兵失利如出一辙。不同之处是陈毅乒力不足，敌情复杂，部署匆忙，又痛失得力助手罗炳辉。而七月分兵时，华野兵力集中，且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一批能打仗仔虎将。相同之处是：思想上过分自信，骄兵必败，情绪急躁急，急于打大胜仗。忘了《老子》的“善战者不怒”的教戒。《老子》还说：“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乃无敌也，祸莫大于无敌，无敌近亡吾葆，故乘兵向若，则哀者胜之”。无敌即轻敌。而指挥上粗糙，两次均在难以想象的大水中取攻势顿兵坚城。不能不说是指挥上严重失当。但不能由此而说陈、粟不会打仗，无军事指挥能力。况且两战的积极方面，已当时为中央肯定，也已逐步为后来人所认识。

　　五 陈毅为粟裕发挥指挥才能提供了舞台

　　粟裕原来声名并不响亮，这是机会使然。粟裕直到抗战归入陈毅麾下，逐渐显示出非凡的军事才能。挺进江南，陈毅工作重点在统战、整合各方面抗日力量、壮大新四军队伍，而粟裕则重在打击敌寇。韦岗初战，崭露头角。而在进入江北，陈毅放手让其指挥，但并非甩手。黄桥决战，陈毅做了大量工作和铺垫，分化敌方阵营，巧妙化解了压力，又充分发挥粟裕指挥上的特长并冒着巨大风险，亲自坐镇指挥，陈粟联手一战，打出了奇迹，以7000余人之兵力，打败了直接进攻的2万余敌军，歼其1。1万人。若不是陈毅创造了胜势条件，恐怕该役要取胜是非常困难的。而粟裕在这一仗声誉鹊起，在成为名将的进程中开了好头。

　　其次，在宿北、鲁南战役中，陈毅把军事指挥的担子放在粟裕肩上，只支持而不掣肘，使粟裕在指挥大兵团作战中受到锻炼。在莱芜战役，首先帮粟裕筹划打李仙洲。孟良崮战役，风险极大，也只有陈毅，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勇士，敢于拍板，放心让粟裕组织战役，并表态万一战役失利，共同承担责任。

　　豫东之战，是粟裕又一经典战例。而当时身处中原野战军的陈毅，与刘、邓一起对华野配合，大力协助。先是向吴绍周兵团进攻，给予大量杀伤，迫使张轸急调十八军折向西平，与吴兵团靠拢，接着又突然将前进中的胡琏、吴绍周两兵团割裂，并将吴兵团一个师和胡琏兵团的三个师分割于商水地区，有效地阻滞了敌援兵，保证粟裕全歼区寿年兵团。

　　1948年初，经过中央半年酝酿，决定华野一兵团由粟裕率领挺进江南，并同意了由粟裕自己提出的具体的实施方案的战略运动。然而粟裕经两个月的思考分析，权衡利弊后认为，跃进江南不如在内线大量歼敌有利。而陈毅在仔细斟酌后，鼓励粟裕向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这一举动毫无疑问是要承担责任的。

　　七月分兵失利后，陈毅不仅没有推卸最后拍板的决策者责任，而向中央军委和华东局报告，“我认为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的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刘、林并肩迈进。”对粟裕能成为军事家欣喜不己。而对七月分兵，充分肯定了“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裕负责，过去常胜者以此。最近几仗，事前并无预知，事中亦无匡救，今后应共同负责”。果然，此后不久，即取得沙土集点战大胜。

　　正因为如此，粟裕觉得陈毅绐予的信任和支特是他很大的依靠。8月15日，中央要求成立西兵团，由粟裕统一指挥华野的一、三、四、六、八、十纵，特种兵纵队及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粟裕郑重提出“请陈司令一同去以加强领导”。当中央研究陈毅调中原局工作时，粟裕向毛泽东力陈：“华东离不开陈军长”。粟裕清楚知道，陈毅不但是建政、建军的干才，军事指挥上也具真知灼见。故流传有“陈不离粟、粟不离陈”之说。华东野战军在陈粟等的领导下，逐步发展成为歼灭国民党军队最多的野战军之一。如果陈毅是一个“无军事造诣”的庸帅，在重大战役特别是有风险的战役上畏首缩脚，不敢拍板，处处掣肘，粟裕建功也难。

　　六 毛泽东的领导造就大批军事家和将帅

　　在中国历史上，百战百胜的名将并不多见，不过先轸、孙武、韩信、李靖等数人而己，而且是在对方无敌手的情况下产生。我们不能把彭、刘、林、粟等将帅打过败仗而全面否定其军事才能。彭德怀打长沙，攻赣州，百团大战中一些战役中的失败和失误，掩盖不了西北战场上的功勋。林彪经营东北初期退却、四平之战、渡江后湖南失利，不能抹去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辉煌。陈毅、粟裕在两淮失利和七月分兵挫折，更不能无视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等战役大胜。

　　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我军涌现了一批包括十大元帅十大将在内的军事家，涌现了五十余名上将及一千多名将军。他们有的能统率一方，有的能征善战。可以说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则能胜(中间也有偶而失利)。从我军初创时的不成熟，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成长为八面威风的将帅。而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追随了天纵英才毛泽东，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武装了自己，在战争中通过正反两方面教训，不断提高了自己的军事才能，才造成了解放战争中的军事奇观，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这些将帅的辉煌。试问，包括彭德怀、刘伯承、林彪、栗裕、陈赓等在内的任何一位将帅，假如投身国民党阵营，能在与解放军对垒中建立殊勋吗，很可能要进俘虏营。而蒋军中一批颇称能军的将领，反之投入解放军阵营，难道不能成为叱咤风云、战功赫赫的名将吗?中国古代讲良将择主而从，这个主，就是人民阵营。 我党的军事家和将领能功成名就，全亏毛泽东，有以下主要理由：

　　首先，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造就了我党的军事家和将帅。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以运动战和游击战消灭敌人为主，抗战时以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的策略，发动人民群众，壮大自身。解放战争中，不计一城一地得失，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大规模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进而转入全面反攻，解放全国。这样的战略和战术思想，经过各级指战员的军事实践，认识到违背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便失败，按毛泽东路线做便能胜利。这个认识逐渐由朦胧而明晰，深入了人心，并自觉地运用，进而日臻成熟。大大提高了军事指挥水平。使得任何一位元帅和战将，都能独立经营一方或指挥一个大仗。

　　其次，我军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对建设新型军队上，非常重视，是从战略的高度来努力的。从古田会议起，我军的面貌大变，不再是战争机器。而是一支有文化、有信念、有群众拥护、有牺牲精神的铁军。这支军队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指挥员得心应手。虽然在解放战争初期从兵力和装备等方面，与拥有“五大主力”、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在内的蒋军相比天差地别，而终能由弱转强，打败了蒋军，这就是《孙子兵法》讲的“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这样的军队当然是无敌的。

　　第三 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使我军有了极大的后勤上的依靠，人民的支持，使我军在庞大的战争中有了物资保障，胜过国民党的大量后勤部队，使我军更精干，使非战斗人员减少，提高了部队战斗力。所以陈毅说华东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第四 中共各级领导的廉洁。在军队上下，基本没有级别待遇和私产。从军长到炊事员一律平等，除特殊情况，正真做到了同甘共苦。而且言必行，行必果，使得三军用命。如果在战争时期在各级领导实行级别待遇，工资的话，能否胜利，恐怕是个疑问。

　　第五 得益于批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取得了大量情报。绐各级指挥机构作出正确计划和部署提供了保证。从长征到三大战役结束进军全国，无不如此。

　　正是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中总结提出了革命战争的正确路线，以其军事理论和实践，在各个方面打下了基础，为广大将帅搭好舞台，才能使他们演出了一出出战争经典大戏。而且我们从大量文献中看到，毛泽东作为全军统帅，对各重大战役亲自筹划，亲自指挥，是战争胜利的根本。但是毛泽东又看到了各路将颔的能力，能放手让各级自主指挥。1947年5月，当陈毅决断围歼七十四师时，毛泽东指示：“敌人己进犯，可选择好打的，歼灭其一、二个军。究竟打何路为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实施，我们不遥制”。这是毛泽东对前线指挥员高度信任。如换成蒋介石，何如?

　　战争胜负，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指挥者个人的才能是不应抹杀的。指挥员“以奇用兵”，及时抓住战机，运兵布阵得当，对战役胜负往往是起决定作用的。但在解放战争中是个例外，过份强调靠一、二个将领会打仗，致少是不完整的。

　　陈毅无论是在战争中领兵打仗还是作为一方统帅，建设军队，建设政权等方面可说是出类拔萃的。在解放后施政上海，后任常务副总理时抓科技、抓文化，任外交部长搞外交，可以说是把各方面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恐怕在元帅中无人能出其右。难怪1945年，目空一切的南社著名诗人柳亚子称陈毅为“兼资文武此全才”。而金尧如先生用对联概括了陈毅：“领兵打仗，确有六韬三略之才;论世致治，并有政通人和之功”。

　　陈毅不是与生俱来的军事天才。《陈毅传》明确展示了陈毅投身革命后，“半路出家”搞军事，是走了不少弯路的。从开始仅凭热情，不懂带兵打仗，在那时他是迷茫的，缺少主见，没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和方向。直到与毛泽东会师共事中，尤其是古田会议后，信服地将毛泽东作为学习的目标，不断学习领会，钻研军事理论，牢牢地树立并掌握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终成一代帅才，成为中共的军事家。重读《陈毅传》，不由使我们认识，十大元帅、十大将作为军事家，决非浪得虚名，绝不是我辈碌碌庸人所能乱加评说的。我们对共和国的军事家，十大元帅、十大将及一千多名将军，除了佩服，便是敬仰。

　　陈毅元帅是中国哪里人?

　　陈毅(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字仲弘;四川乐至人;职业军人、外交家、诗人;国共内战时期的重要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文革期间，不顾自己的安危，毅然挺身而出与四人帮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1968年，下放石家庄。1972年去世。

　　1901年8月26日生于四川乐至复兴场。少年时在成都读书，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1年10月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运动被押解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春在重庆《新蜀报》任文艺副刊主笔，秋天到北京中法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工人、学生运动。

　　1926年初毕业后，参加领导了“三一八”爱国运动。8月被派往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区)，推动川军响应北伐，11月调往重庆，参与沪州、顺庆(今四川南充)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

　　1927年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该校中共委员会书记。7月中旬，军校改编为张发奎掌握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8月2日由武昌顺江东下，至九江，被张发奎缴械。陈毅布置应变工作后南下，在抚州赶上南昌起义部队，任七十三团的指导员。起义军失败后，与朱德等整顿余部，在江西、广东边界转战，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

　　1928年1月参与领导湘南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任师党代表。4月，与朱德率部到达井冈山地区，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先后任第十二师师长、红四军军 委书记，参与创建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29年1月，随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出击赣南、闽西。2月，任第一纵队党代表，与纵队长林彪率部参加大柏地、攻打汀州等战斗。6月，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全面汇报红四军情况。在周恩来主持下，代中共中央起草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回红四军后，协助毛泽东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制订古田会议决议。

　　1932年后，历任红六军政委、第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等职，积极发展人民武装，参与领导反“围剿”。

　　1934年8月，指挥作战时负重伤。10月，第一方面军长征后，他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留在苏区坚持斗争。

　　1935年4月，根据遵义会议决议精神，与分局书记项英召开会议，确定长期坚持游击战争，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迎接新的革 命高潮的方针。在敌人的分割、封锁和残酷的“清剿”中，在电台被毁与中共中央断绝联系的情况下，他在赣粤边界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极其艰苦的斗争。

　　1936年12月，他在梅岭草莽中被国民党军围困达20天，考虑难以脱身，便写了《梅岭三章》 。本文开头引用的是其中一首。他与项英等领导的游击战争坚持了三年，保存了中共在南方的革命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从香港刊物读到毛泽东在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掌握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乃与项英主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

　　1937年9月到南昌，与中共中央恢复了断绝近三年的联系。11月，赴湘赣边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险些被不理解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的当地领导人错杀。后又到皖浙赣边区 进行传达，使这些游击队及时下山编入新四军。

　　1938年1月，任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率领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南，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任江南指挥部指挥，率部在南京、上海之间打击日伪军。随后率苏南主力北渡长江，任苏北指挥部指挥，联络泰州的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打击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于1940年10月，指挥黄桥战役，取得军政全胜。随即北上，在盐城同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为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打下基础，开创了华中抗日新局 面。11月，他代理华中总指挥部总指挥，与政委刘少奇统一指挥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代军长，与刘少奇等指挥华中9万部队，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中坚持抗战，发展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

　　1943年11月赴延安，曾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时继续通过电报参与对华中地区和新四军的指导。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统率华中、山东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抗击五十余万国民党军队对华东解放区的进攻。

　　1947年1月，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同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震林等创造性地执行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指挥部队连续取得宿(迁)北、鲁南、莱芜等战役的胜利，对粉碎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起了重要作用。1947年5月，指挥孟良固战役，歼灭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7年秋，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同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部实行外线出击，挺进豫皖苏，与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 配合，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迫使国民党军陷入被动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8年5月兼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11月至次年4月，作为总前委成员之一，参与指挥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解放徐州、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和东南广大地区。

　　1949年5月，兼任上海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指挥部队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筹建华东海军、空军和陆军技术兵种，加强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同时领导上海人民战胜国内外敌人的破坏和封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国防建设和抗美援朝作战。

　　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6年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8年后兼任外交部长。

　　1959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受到严重迫害。

　　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地分析国际形势，向中共中央提出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

　　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