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汉族，吴越王钱镠第33世孙，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

　　钱学森（1911.12.11－2009.10.31），汉族，吴越王钱镠第33世孙，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临安。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1934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1955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争取下回到中国。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等重要职务；他还兼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1995年，经中宣部批准及钱学森本人同意，母校西安交通大学将图书馆命名为钱学森图书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了馆名。2009年10月31日北京时间上午8时6分，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钱学森回国的真实原因？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这使他非常气愤，钱学森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理由。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意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

　　1950年，钱学森同志上港口准备回国时，被美国官员拦住，并将其关进监狱，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Dan Kimbeel)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也不能让他回到中国”。另有一说次长说的是“我的本意不是要逮捕他，太可怕了”“这是这个国家干过的最蠢的事”。自此，钱学森在一个月内瘦了三十斤左右。(受到美国政府迫害)他同时也失去了宝贵的自由。

　　从此，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叫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195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报纸上看到陈叔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身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决定给这位父亲的好朋友写信求救。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非常着急的时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他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他禁不住心头一震，他迅速地读完了这封信。信中的内容，原来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 1954年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1954年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1954年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中国作出的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一点不松口。

　　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包括了不惜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美国飞行员作为交换，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归国之后，周恩来在各方面都给予了钱学森亲切细致的关怀，晚年的钱学森还激动地回忆起一件往事：1970年，中国第颗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发射前夕，周恩来总理召集相关的科研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临别之际，周恩来总理特意叫住了钱学森：“钱学森，你不要太累着了。”钱学森心中一热，连声回答：“总理，您比我要辛苦得多!”钱学森生前常对人说，对他一生影响最深和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个是自己的岳父蒋百里。

　　钱学森在美国的待遇？

　　钱学森：我姓钱，但我并不爱钱

　　钱学森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姓钱，但我并不爱钱。”他的一生把金钱看得很淡。

　　钱学森在美国20年，36岁成为终身教授。作为一流科学家，他得到了优厚的经济待遇和生活条件，完全可以过一辈子富裕享受的生活。而新中国各方面都十分落后贫穷，他却想方设法要回到祖国来。他明知回国后的生活条件和科研设施肯定与美国有很大差距，但他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患难，要用他的智慧建设国家，使祖国强大，人民幸福。

　　钱学森回国后，主要收入就是每个月的工资，以今天的标准看，那时的工资并不高，一级教授一个月300多元，而且几十年都没涨过工资。钱学森一家过着最普通的市民生活。刚回国时，住三居室，一住就是很多年。钱老的夫人蒋英同志曾说：“刚回国那会儿，我们也不知道这300多元能买多少东西。学森喜欢摄影，他从美国带回一架照相机，刚回国时，祖国欣欣向荣，他看到心里高兴，就拍了很多照片。一个月下来，只是买胶卷就把他一个月的工资花光了，到这时我们才知道，不能像在美国那样乱花钱了，要省着过日子。从此他把那个相机收起来，放进箱子里，以后再没玩过摄影。”

　　刁九勃回忆那时候钱学森家里的生活情况说：每个月家里吃喝用度要花多少钱，我都要算一下怎么省钱，每一项支出都记在本子上，月底给钱学森看完签字，再从他的工资里支出。首长不讲究吃喝，不抽烟不喝酒。那时国家不富裕，物资紧缺，有一次家里吃饭炒菜用油困难，我上京西宾馆和保卫处讲，我们家的油实在太紧张了，他说实在不行你上餐厅吧，我让他们给你弄几斤。我说上次正儿八经吃顿回锅肉就对我很不满意，我再弄点油肯定要挨批，就一直没敢要。

　　钱学森喜欢吃点瓜子，我们老家在东北，逢年过节寄点瓜子来，就是葵花子，我都舍不得，基本上我留下一点，剩下就给钱学森和蒋英。有一次科委从哪儿弄点花生米，大概给了家里三斤还是几斤，那可了不得了，那阵哪能吃上花生米，蒋英这高兴啊。这种生活水平一直到1972年左右才好转点。

　　除了工资之外，钱学森还有一些稿费收入。这些稿费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但是钱学森总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可以了，还有许多人更困难。

　　1958年，他的《工程控制论》一书中文版出版，稿酬有1000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看到寄来的稿费很高兴，因为这笔钱正是他想要的，但却不是给他和家人用。他来到当时任教的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办公室，跟办公室人员交代，这笔钱以后就给力学系的学生买计算尺用吧。原来他在给学生们讲课时发现，班上农村学生较多，经济都很困难，许多学生买不起计算尺等学习用具。钱学森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贫困学生买学习用具的事。直到今天，当年科大力学系的一些学生还清楚记得，他们一入学，系里就发一个计算尺，并特地说明，这是系主任钱学森送给大家的。

　　他在工作上严谨细致，平易近人，生活上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的皮革公文包还是从美国带回来的，一用就是40年，其间曾修补过好几次。平常穿的衣服也极朴素，一件绿色的军大衣，他在西北基地一披就是20年。

　　他的办公室只有二十几平方米，没有一件像样的办公用具，一整排掉了漆的书橱几十年没换过，里面放满了各种书籍资料，书橱顶上也利用起来，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一摞摞剪报和资料。一组灰色的布沙发，弹簧早就坏了，坐下去就起不来，还不如二手市场卖的旧家具。但是很多年，钱学森就是在这个陈旧甚至可以说破旧的办公室中勤奋工作，作出巨大贡献的。

　　他从不以“大科学家”自居，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和大家一样，常常在食堂排队，吃着他自己的那一份定量。20世纪80年代，逢年过节，单位的同志去他家拜访，拎着两条鱼，他的表情立刻就严肃起来，问：“院里的同志都有鱼吃吗？”回答说都有，这是单位发的，他才安下心来。

　　1982年，钱学森与他人合著的《论系统工程》一书出版，他把自己那份稿费捐给了系统工程研究小组。1995年，钱学森获何梁何利基金1994年度优秀奖100万港元。这是一笔相当大的奖金，但这100万港元的支票甚至都未经过他的手，他就写了一封委托信，授权王寿云和涂元季，代表他转交给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捐给了我国西部的治沙事业。

　　他一生的几笔大收入统统都捐出去了，除了捐赠，他还交纳了两次近乎“天文数字”的党费。

　　一次是1963年，钱学森著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两本科学巨著，稿酬自然不少，有好几千元。这在当时，即使够不上“天文数字”，也是一笔相当巨大的收入。那时刚度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钱学森及其家人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是，这么一大笔钱并没有使钱学森动心。当钱学森拿到这笔稿费时，连包都没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小组长。

　　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20世纪50年代受聘于中央文史研究馆（简称文史馆），1969年去世。但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从1966年起就不发工资了，所以，钱老先生在去世前三年未领到一分钱工资。到1978年落实政策时，给钱均夫老先生补发了3000多元的工资。

　　钱老先生已过世，钱学森作为钱均夫唯一的儿子，自然有权继承这笔补发款。但是钱学森认为，父亲已去世多年，这笔钱他不能要，退给文史馆，人家拒收。钱老说，那我只有作为党费交给组织。所以这3000多元也交了党费。

　　钱学森几乎没留下任何钱财给儿女。

　　平时，钱学森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时，他总是把稿费让给别人，说：“我的工资比你多，此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

　　钱学森的“四不”

　　钱学森对自己有“七不”，这里只讲四个“不”，这“四不”不容商榷，绝不改变。

　　一是不搞“走后门”的事。钱学森自然不会去走后门，同时他也不许别人在他这里走后门。他对许多事情，定下一个原则，然后就坚持这个原则，对谁也不例外。

　　多年来，许多人为违背钱老定下原则的一些事找到秘书，秘书只能按照钱老规定的原则，婉言谢绝。在秘书这里走不通，有些人又想方设法找到钱老的夫人或子女，想走他们的“后门”，但这个“后门”更走不通，钱老的夫人蒋英同志又把来信或来函转给秘书，还是由秘书答复他们。蒋英说：“他曾给我交代，工作上的事，不许我掺和，说夫人干政，群众十分反感。”

　　二是坚持不吃请，不搞公费旅游。现在社会请人吃饭简直就是最普通的交往方式，更别说请领导喝个酒吃顿饭。但钱学森凡是在北京开会，从来都是回家吃饭。他过去在一线工作，需要到外地出差。自从他退出一线领导职务后，再也不去外地开会或作学术报告，谁请也不去，决不搞公费旅游。

　　一些人正面请不动，就想出一个“激将法”，通过一位与钱老很熟悉的老朋友对他说：“钱老，你知不知道，别人对你有反映。”钱老问：“什么反映？”“说你架子大，请不动。”钱老说：“你别激我，激也没用，他们说我架子大，我就架子大。”

　　钱老的第“三不”是不出国。钱学森回国后，只出过三次国，前两次是20世纪50年代访问苏联，第三次是80年代率中国科协代表团出访英国、德国，这都是工作访问，是推不掉的。除此之外，他再没出过国，特别是再没去过美国。

　　说到钱老回国后再没去过美国，要在此加以说明。改革开放后，中美之间的交流增多了，钱学森这么著名的科学家，邀请他出国访问的单位或个人也不少，其中美国方面的邀请最多，但都被他拒绝了。

　　美国人给钱学森再高的荣誉，他也不稀罕。

　　钱学森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第“四不”是钱学森坚持不上任何“名人录”、“名人大典”等等之类的书。

　　钱学森给秘书们交代一条原则：绝不上任何名人录。他说：“我抵制这股不正之风的办法就是我不上，不要钱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