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生存、还我尊严! 乍一看，你一定会认为这是小摊贩们的呼声，但如果要告诉你，这是城管打出的横幅，你千万别掉了下巴颏。 这确实是城管在呐喊几十个城管在河南济源市第一行政区大门前散步我要生存、还我尊严 城管这口饭，越来越难吃了，他们的形象在人民

　　“我要生存、还我尊严”! 乍一看，你一定会认为这是小摊贩们的呼声，但如果要告诉你，这是城管打出的横幅，你千万别掉了下巴颏。

　　这确实是城管在呐喊——几十个城管在河南济源市第一行政区大门前“散步”“我要生存、还我尊严”…… 城管这口饭，越来越难吃了，他们的形象在人民心中破裂了，他们的薪资还不如饭店服务员……城管辛酸！

　　但城管能要回自己的尊严吗？对走卒贩夫们而言，那可是城管猛于虎啊！这些个为国分忧，自力更生的商贩们又何尝不是“我要生存、还我尊严”呢! 我们只能说一句：谁让你是城管呢！城管无奈，小摊贩们更无奈……

　　锦州街头，一个经营烤地瓜的摊贩，不满城管，破口大骂，城管被骂跑。

　　一个商贩骂走一车城管

　　群众眼中的城管真的那么坏吗？

　　有些群体会经常活跃在媒体报道中，城管无疑就是其中之一。只不过，他们展现给世人的形象，总体而言比较负面，“暴力执法”几乎是人们听到城管二字后最容易想到的词。有网友甚至戏谑地将城管这一词条解释为“专门欺压租不起商铺、办不起执照的商贩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黑社会组织”，其群体形象之差可见一斑。为扭转臭名昭著的公共形象，很多地方的城管部门都试图摆脱形象危机。

　　最近几天，媒体就报道了两则与城管形象救赎有关的新闻：在四川资阳安岳县，女城管队员熊朝蓉因总是面带微笑而被称为“女神城管”，她认为微笑执法能增进城管与小贩之间的理解和包容;在重庆荣昌县，城管队员邓源飞勇跳护城河救起落水老人之后，没留下姓名就悄悄走开了，有媒体根据现场照片找到他，他说：“如果我的行动能改变一下城管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那就是最大的安慰”。

　　套用如今一种非常俗套的说法，无论是让小贩感慨“她一笑我们就乖乖听话”的熊朝蓉，还是英勇救起落水老人的邓源飞，都可以称得上是冬日里的“正能量”。这两位“好城管”的所作所为，与媒体通常报道的“坏城管”不太一样，他们让围观者感受到了难得的柔情和温暖，媒体和网友因此不吝将赞誉之声送给他们。

　　尽管没有必要把这两位城管的事迹拔得太高，但我们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公众其实乐于看到更多“好城管”的故事。毕竟，任何群体的形象，归根结底是由无数具体的个人所塑造的。如果熊朝蓉和邓源飞这样的“好城管”越来越多，人们对城管的印象自然会变得更好，城管群体也能尽早摆脱粗暴无情的刻板印象。

　　但是，指望通过一两个“好城管”的自我救赎来扭转城管群体的形象，又是不太现实的。城管群体近些年的公共形象每况愈下，与部分“害群之马”和一些极端个案不无关系。而从传播规律的角度来说，“坏城管”新闻一般比“好城管”故事更易于传播。本周，陕西铜川城管将小贩扔到城外20公里处的荒野，就在媒体上掀起了一波舆论狂潮。城管用“扔人执法”报复小贩，让熊朝蓉和邓源飞等“好城管”树立的正面形象再次崩塌，也让很多人觉得“坏城管”才是主流。

　　在谈及城管群体形象救赎的话题时，我们固然希望有更多的城管队员在执法中加入柔情和人性化的因素，希望“微笑执法”“鲜花执法”等文明的执法手段变得更多，但却不能将扭转城管形象的使命完全寄托于个体救赎。城管群体的形象危机，不仅仅是部分城管队员个人行为失当所致，更是因为当前的城管制度存在严重缺陷。正因如此，要实现城管形象触底反弹，归根结底得靠城管制度改革。

　　怎么改?首当其冲的一点是对城管“限权”。1997年城管首次登上历史舞台是，这一群体承担的职能只有5项，但如今已增至300多项。从整顿市容市貌到强拆钉子户，城管的执法权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迄今为止我们都没有约束它可能滥权的制度设计。现如今，转变政府职能是大势所趋，有关部门如果不想让城管群体在权力膨胀中失控，非常有必要对城管的执法权限进行清理。

　　其次，城管群体的素质有待提高。我们必须纠正一种偏见，即认为城管工作对执业者没太多要求。其实，城市管理涉及错综复杂的权利博弈和公共治理智慧，组建高素质队伍至关重要。近几年，“硕士城管”乃至“博士城管”时有耳闻，这无疑是提升城管队伍层次的积极信号。当然，对众多在一线执法的城管队员，也有必要进行完善的培训，将不适合城管岗位的人清理出城管队伍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