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是指拥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与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经济学人。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与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衡量一个经济学人是否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 但在日常生活中经济学家（英文：Economists）也指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及其应用工作

　　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是指拥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与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经济学人。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与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衡量一个经济学人是否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

　　但在日常生活中经济学家（英文：Economists）也指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及其应用工作的专家，其通常在经济领域做出过巨大贡献。 有时，针对不同的研究领域或者学派，通过添加定语而有不同的称呼。譬如，主要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被称为“西方经济学家”，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则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有“宏观经济学家”、“微观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家”、“跨领域经济学家”、“独立经济学家”等。 在各自的领域中也可以按照学科分支来称呼，例如，从事计量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就被称之为计量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学什么？

　　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学，经济学是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规律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的客观规律。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研究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科学经济学用科学方法自觉从整体上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新常态经济学就是科学经济学。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规律。在新常态经济学看来，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只是经济规律的展开和具体表现，经济学的对象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不是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要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就必须从整体上统一研究经济现象，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统一的经济体中对称的两个方面，所以在新常态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没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别；而政治经济学总是把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是指产生并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狭义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式，广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

　　理论经济学

　　由经济学基本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组成的理论体系，包括一般的理论经济学与特殊的理论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是一般的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

　　干什么？

　　刘业进：经济学家是干什么的

　　到底经济学家是应该钻进个体决策的目的-手段框架中，去试图打开这个黑匣子，还是把个体的理性选择行为(粗略地解释为个体总是会实现给定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包括通过与他人形成合约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里的“最大化”是比喻意义上，而不必作严格的字面理解)当作给定的，然后去关注背后的制度问题？

　　我感觉，新古典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以及所谓的面向真实世界的科斯经济学，它们不让人满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面对经验现实，要么没事儿找事儿(当经验现实被认为是有效率的、因此，经济学家只需要去作事后解释时)，要么在有事儿需要他们给出规范性建议时，他们啥也做不了——要么，只能解释+justify，要么，只能从计划者的视角出发讲怎么做。

　　总之，没有哪一派的想法把分析的落脚点最终放在了制度/规则上。后果就是，经济学家要么只能说，现实就是好的(因此，政府什么都不用做，或者，不管目前的制度条件是什么样的，都是没有问题的)，要么只能针对确实不满意的现实提出干预主义的、治标不治本的疗法。

　　伯格森提到这样一个例子：一只手插入铁屑之中，于是铁屑堆中必然形成一个手型空间，在形成这个手型空间的过程中，挤压、移动，无数铁屑微粒调整其空间位置分布，为手的到来让道。手插入稳定下来时，微粒之间调整完毕，彼此协调，手周围的空间被颗粒充分充满。这个近乎无限复杂的空间占据的优化过程，没有物理学家能担当此任。还原主义者观察和处理的中心议题是上述过程中特定微粒的“优化行动”。

　　志宏指出的这一点：“到底经济学家是应该钻进个体决策的目的-手段框架中，去试图打开这个黑匣子，还是把个体的理性选择行为当作给定的，然后去关注背后的制度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关切到何为经济学的中心议题，以及分析范式的转向这两个重大问题。应当说，经济学家队伍中不乏聪敏之士根本没有这种方法论自觉，一头扎进了个体决策的手段-目的框架中去，寻找最优化解。重要的恰恰不是无限复杂和多样的个体优化决策的解(现实中无通解)，而是，如志宏指出的，给定理性个体(最宽泛意义上，一切生命，都有获得资源以存续的行为特征，否则生命不再是生命，最宽泛的理性行为特征假设是：获得尽可能多的资源，以复制自身，传播自身)，不同的规则遵循条件下，涌现出不同的秩序(程度和模式)。最大化范式的根本缺陷在于陷入几乎总是有差异的最优化行为中寻找一般，从而得出效率的一般规律以指导行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古典范式是计划经济导向的，志宏对此在多个场合予以了强调。交换范式根本转移了关注的焦点，从个体决策最优化向互动由以发生的规则体系及其无意图后果，相关的效率标准也从客观化的一般解转向了“同意”。对于经济学中心议题的理解和相关分析范式的转换必然把研究的取向指向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一种中等数目的元素互动的合作秩序如何可能？其中，个体数目不是密闭气体中的分子数量级，也不是一个眼之所及的几千上万的个体数目，而是介于这这两种情形之间，刚好，人类经济社会形成的秩序现象属于这种情形，其间，秩序如何可能？这就是经济学的目标，经济学家向往的神灯。

　　正如布坎南指出的，克鲁索.鲁宾逊的世界没有经济学关切的问题，星期五来了以后，经济学关切的问题出现了。这是一个关于“联合”的问题，或者合作秩序问题。其实托克维尔独立发现和阐述了几乎同样的思想，当然比经济学家们更早。联合起来获得生存优势，这是人类解决稀缺或生存问题真正独特之处。

　　稀缺是所有生物面临的问题。罗宾斯式的经济人最大化行为不构成经济学问题，如布坎南所说，那是工程技术问题。面对稀缺，各种生物进化出令理性惊讶的解决之道。配置范式的另一个缺陷是，它给定一个客观化的选择篮子，备选项其实不是客观的，而是想象力的杰作。仅有人类发展出想象力，并在想象的被选择项中模拟成本收益计算。当然，想象力的出现又得益于言语能力的获得。成本收益计算是极为多样性的。同样的情形，不同的行为主体进行不同的想象力过程，由此进行迥异的成本收益计算。给定一个情景，不存在一个可重复观察的最优化过程及其解决方案。因此，要走出“稀缺条件下的选择”范式，这的确是一个根本的转换。问题转向：没有相互通讯和约定的无数行为主体的预期实现问题，秩序问题。

　　推荐阅读：20世纪中国最早的经济学家

　　严复(1854—1921)首次翻译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标志着西方经济学正式引入中国。1912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大学的时，严复任校长并设立了经济学门。就经济学而言，严复是早期为中国经济学翻译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物，堪称我国介绍西方古典经济理论第一人。

　　如果从严复于1901年完成《国富论》的中译工作算起到“五四”运动时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学在中国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那么，中国20世纪最早的经济学家就是19世纪末即1900年以前出生、并活跃于1930年代以前的那一代人。主要包括：陈锦涛(1871—1939)、马寅初(1882—1982)、杨端六(1885—1966)、陈豹隐(1886—1960)、陈长蘅(1888—1987)、刘秉麟(1891—1956)、刘大钧(1891—1962)、王学文(1895—1985)、何廉(1895—1975)、乔启明(1897—1970)、张心一(1897—1992)、赵乃抟(1897—1986)、陈翰笙(1897—2004)和黄松龄(1898—1972)共14人。那么，这些人是何时开始经济学研究的?

　　陈锦涛于1901年赴美留学，后进入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1906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济学博士。马寅初1906年赴美国留学，1910年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杨端六于1913年进入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是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刘秉麟于1913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18年开始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陈豹隐于1914年以翻译小林丑三郎的《财政学提要》而初露锋芒。陈长蘅于1911年赴美留学，1912年改修政治经济学，1916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刘大钧于1911年赴美攻读经济学和统计学。王学文于1921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受教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何廉于1919年赴美留学并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商科财政系和统计学教授。乔启明于1924毕业于我国最早的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机构——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随后参加该系工作。张心一作为我国农业统计学的奠基人，于1925年进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读研究生。赵乃抟于1923年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研究经济理论。陈翰笙于1920年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任助教时，以《五口通商茶叶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题写成硕士论文。黄松龄于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到黄埔军校任少校政治教官，讲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和《三民主义》。

　　这14人都是1930年代之前开始研究经济学的，多数是1920年代之前开始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留学的经历，是经济学界的第一批“海归”，都比较长寿，大部分活到90岁以上。除马寅初、陈翰笙外，我们对他们的学术成就及经历了解不多。

　　杨端六于1903年毕业于湖南省师范学堂。1906年赴日本留学，留日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3年到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货币银行专业。1920年回国后即在吴淞中国公学兼任经济学、会计学教授，在商务印书馆担任会计主任，对商务的会计制度进行了改革，并迅速实现扭亏转盈。郭沫若曾称赞他“在商务管着银柜子”，中国会计界称他为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同年夏，杨端六陪同到中国讲学的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巡回演讲。他自己也对长沙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同业组织问题”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夕谈”三个专题。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负责人兼任长沙《大公报》的特约记者，特把杨的演讲记录下来，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登在1920年10月31日长沙《大公报》上。1926年，杨在任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期间，着重研究中国对外贸易，与侯厚培等根据1864—1928年间的海关清册著成《六十五年来中国贸易统计》，绘有图表40余幅，成为中国第一部国际贸易资料集。1930年后一直受聘于国立武汉大学，曾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文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新中国建立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主要学术成就是：翻译了卫士林的《支那货币论》;出版国人自撰的最早的货币学著作——《货币浅说》，介绍了货币的起源、种类和作用，批判了当时有人主张废除货币的论点。出版《银行要义》和最早的介绍信托公司的著作——《信托公司概论》。还编写出版《工商组织与管理》教材，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管理科学化的重要先驱者之一。

　　陈豹隐原名陈启修，四川中江人。191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同年受邀担任北京大学法科教授兼政治门研究所主任。1923年赴苏联和西欧考察。1925年归国后参与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历任广州黄埔军校教官与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国立中山大学法科科务主席兼经济学系主任、武汉《中央日报》总编辑等。1947年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1952年底调任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临时院务工作委员会教务组组长，1956年被评为经济学一级教授，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名经济学一级教授之一(另一名即陈岱孙)。主要学术成就是：1924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自著财政学教科书《财政学总论》。1929—1930年，他翻译出版了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和《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此为《资本论》的首个中译本)。其后，他致力于构建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先后出版了《经济现象的体系》、《经济学原理十讲(上册)》《经济学讲话》等专著。

　　陈长蘅，重庆市荣昌人。1906年考入四川游学预备学堂英文班，1911年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工学院化工系学习，1912年转入哈佛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16年获得学士学位。同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1918年4月，兼任北京盐务稽核总所翻译，后改任北京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1924年任南京军需学校教官。1926年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副教授。1928年参加中国经济学社，任常务理事。1930年代，陈长蘅参加中国统计学社，并且历任重庆朝阳法学院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浙江英士大学财政学教授。1942年，任国民政府考试院法规委员会委员。1947年赴英国伦敦参加“非宗主国立法会议”。1947年4月，到日内瓦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的“国际贸易宪章起草会议和相互减低关税税则的多边会议”。1956年任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1961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0年任上海市人口学会顾问。陈长蘅长期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著有《中国人口论》、《进化之真相》、《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等。其中，《中国人口论》是首部采用统计图表及比较研究方法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专著。陈长蘅认为，经济问题迟早会演变为人口问题，并提议采用较欧美各国更健全及彻底的、主要内容为节育及优生的“生育革命”，主张由国家干预以节制生育，推广“自然节育法”，只有控制人口数量，保持适度人口，才能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生存与发展。

　　刘秉麟，湖南长沙人。1909年入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后转入大学预科，1913年入北京大学经济系，1917年毕业后回湖南高等商业学校任教。1918年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馆员，在李大钊的直接教育下，开始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发表了《马克思传略》、《劳动问题是什么?》等文章。1920年出国留学，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班、德国柏林大学经济系研究员班毕业。1925年回国，在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任教授兼商学院院长，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主任编辑，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较为系统介绍李斯特经济学说的著作——《李斯特经济学说及传记》。建国后，他任武汉大学教授兼任法学院院长、经济系编译主任。他的著作有《各国社会运动史》、《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史》、《李嘉图经济学说及传记》、《亚当·斯密经济学说及传记》等，为介绍外国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开拓中国的社会经济研究，尤其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理论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史，都作出了贡献。他的遗著《近代中国外债史稿》，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和对外经济史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刘大钧生于江苏淮安。毕业于京师大学堂，1911年赴美攻读经济学和统计学，1915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学士学位，1916—1919年任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1919—1920年任北洋政府经济讨论处调查主任，1927任汉冶萍公司成本会计师，1929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统计处处长，后任统计局局长。其间先后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和中国统计学社，任社长。两社联合组织中国经济统计调查所，任所长。1937年任军事委员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经济统计月志》、《国民经济月刊》、《经济动员半月刊》主编。1941年兼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抗战结束后任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中国代表，驻美大使馆经济参事等。后移居美国。主要著作：《中国的工业和财政》、《外国在华投资》、《上海工业化研究》、《我国佃农经济状况》、《经济动员与统制经济》、《非常时期的货币问题》、《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等。

　　王学文，江苏徐州人。1910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同文书院。1913年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21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受教于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1925年毕业后，入大学部当研究生。1927年夏回国到武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先后在法政学院、上海艺术大学、群治大学，暨南大学等校任教，主讲政治经济学。1930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参与发起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任中共党团成员。不久发起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任中共党团书记。他与冯雪峰主持创办上海文艺暑假补习班和现代学术研究所，培养具有进步的文艺、理论知识青年和党团员。1937年春奉调赴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班主任，后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兼教务处处长，实际主持院务和日常工作，亲自讲授政治经济学，为全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理论人才。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华北财经学院院长，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马列学院教授等职，培养党的财经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并在中央党校讲授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研究《资本论》和财政经济问题，撰写学术论著。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经济组专门委员、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社会问题概论》、《中国经济学概观》、《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纲》、《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资本论>研究文集》等。

　　何廉是湖南邵阳人。1919年赴美国留学，后进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主修经济学，1926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到南开担任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和公司理财学四门课的教学和研究。1927年，何廉提议设立了南开大学社会经济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的前身)。1931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正式成立，何廉任院长。他率先倡导开展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带领并组织研究人员研究中国物价统计，编制并公开发表各类物价和生活指数，受到国内外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他被誉为“在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我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作为南开经济学院和经济研究所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为南开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著作有《华北批发物价指数》(1929)、《中国进出口物价指数与物价交易指数编制之说明》(1931)、《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1929，与方显廷合著)、《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1932)、《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英文版，1936)等。

　　乔启明，山西省临猗县人。192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今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并留校任教。1925年，乔启明对江苏省昆山县、南通县及安徽宿县的农村租佃制度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 ，并写出了《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租佃制度调查报告》一书，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1932—1933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获农业经济硕士学位。1931年赴美国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攻读农村经济学。1934年，他任金陵大学农学院农经系主任，为中国农业经济学界培养了不少人才。1937年3月1日，由美国洛氏基金捐款资助，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主持并被列为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研究项目之一的中国土地利用状况的调查报告《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完成。乔启明在这项“为就人地关系剖析我国土地利用实况之空前巨著”中主要担任了人口及生命统计调查主任及翻译工作。1938—1941年兼任行政院农产促进委员会技术组主任。1942年，他任农产促进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国农民银行总行农贷处处长、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农民银行总行农贷处处长，乔启明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推广和农业金融事业的实践方面，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四川温江、江苏南京燕子矶、秣陵关等地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和农业推广示范区，还积极在抗战后方的一些省份建立了以乡农会为基层组织的农业推广实验县。他主张借助农业贷款、组织农会，建立产销合作，推广农业科技等途径来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村文化。乔启明力求把农村建设的各个方面紧密联系起来，互相促进，取得了综合性效果，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农业金融管理局副局长，并推选他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1958年，他应山西省人民政府之邀，愉快地由北京返回山西，任山西农学院(今山西农业大学)副院长。《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是乔启明学术思想的代表作。上世纪30年代初乔自美归国后，即在金陵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两门课程，后来不断把编写的讲义修改更新，成为专著，直至1945年4月才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其他论著还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1946)、《中国人口与粮食问题》(1941，与蒋杰合著)、《农业推广论文集》(1941)、《江苏昆三、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比较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1926)、《农村社会调查》(1928)、《中国农村人口之结构及其消失》(1935)、《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1928)、《山西人口问题的分析研究》(1923)、《山西清源县143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1932)。

　　张心一，甘肃省永靖县抚河村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堂，1925年毕业于美国依阿华农学院畜牧系。1926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1927—1929年任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副教授，兼农业推广系主任。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设立统计处，他应邀担任农业统计科长后就一心想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农业普查，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使他找到了一个聘请农情报告员的办法，在23个省、600多个县内聘请了1700多名小学教员、农耕工作人员等完全尽义务的农情报告员，建立起“农情报告”制度。他根据这些报告表，结合本县的人口、土地、面积等数据估算出各省和全国的农业生产情况，并进行农家经济预测，从而建立起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有系统较科学的农业统计工作。1950年张心一53岁，应邀到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农业计划处任处长。1951年，陈云同志把他看作农业经济研究的权威，要他收集了古今中外有关讨论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资料。陈云同志在研究了他所汇集的资料后，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应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提经党中央、政务院讨论后成为指导农业发展的方针。主要著作有：《中国人口的估计》(1930)、《准备中国农产预测的试验》(1930)、《中国农佃问题的一点材》(1930)、《中国粮食问题》(1931，原著为英文)、《中国农业概况估计》(1933)、《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1934)、《保持水土发展农业生产》(中华书局，1953)等。

　　赵乃抟，杭州人。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获文学学士学位。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攻读经济理论，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选择了英国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理查德·琼斯进行研究。他收集到的琼斯的经济学著作有16种之多，又收集到琼斯的大量书信，并且还有有关琼斯的书籍74种和论文52篇。他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后，才书写博士论文——《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现在被全世界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的“制度经济学”这个术语，就是赵乃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率先概括和使用的。赵乃抟于1930年回国，1931年到北京大学任经济学系主任、北大社会科学研究部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乃抟在北京大学任教达55年，其学生有千家驹、陈振汉、胡代光、易梦虹、张友仁、赵靖、厉以宁、巫宁耕等。赵乃抟从教55年来，对欧美经济思想史和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主要论著有《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欧美经济思想史》、《欧美经济学史》、《披沙录》等等。

　　黄松龄，原籍湖北石首县。1915年春赴北平求学，考入中央法政专门学校学法律。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4年东渡日本明治大学读研究生。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应恽代英之邀，弃学回国，到黄埔军校第五期任政治教官，讲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和《三民主义》。 1927年4月17日，奉周恩来指示离粤赴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宫，讲授《农民土地问题》。1930年7月先后任朝阳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1934年任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1940年到延安。1941年春，与毛泽东就当前政治、经济诸方面的问题作长时间的谈话。不久，他写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提纲。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1947年1月任晋冀鲁豫中央局财经办事处研究室主任兼北方大学财经学院院长。1949年随黄克诚部进驻天津市，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军管会文教部长1952年底任国家高教部第一副部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8年他辞去高教部职务，专门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1960年10月任中央高级党校经济学教研室顾问兼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著作有《黄松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稿》《马克思恩格斯论农业和农民问题》等。他是我国经济学界最早的中共党员。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20世纪初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第一本经济学著作的作者陈焕章。陈焕章(1880—1933)，字重远，肇庆市人。他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1907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11年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被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之一出版。该书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德·施格作序，高度评价了《孔门理财学》采用西方经济学框架对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所作的精湛研究。可见这本书在西方学界的影响。胡寄窗先生曾经指出，此书是20世纪早期“中国学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名著，也是国人在西方刊行的各种经济学科论著中的最早一部名著”，是近代中国人第一次用西方语言向世界展示中国古代儒家经济思想的重要著作，也是第一部总结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著作。